《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
本书围绕天书封祀、庆历增币、元祐更化等历史事件，以及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高太后等数位历史人物，讲述了一系列彼此勾连的“故事”，对于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多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就分析方法而言，本书特别重视政治过程的详细分析，强调从当事人的认识出发，去探索历史中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力图寻求历史进程中曾真实存在的种种面向，揭示历史的复杂性。
作者不从历史结局逆向推求，而是重视政治过程的详细分析，强调从历史当事人而非现代人的认识出发，探索历史中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体察政治领袖们对于理性的“挑战”以及由此对国家命运产生的影响，揭开历史进程中曾真实存在的种种面向。
导言：外患引发内忧
公元1005 年初，宋辽两国缔结了澶渊之盟。这是北宋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此后两国间的和平维系了一百多年。澶渊盟誓的诞生，是宋辽在军事上形成均势的结果。而一纸盟约居然产生了长达一百余年的效力，一般认为也是宋辽均势长期延续的反映。
宋真宗
两个大国在军事上的均势维持了一百多年，这不奇怪。但这一百余年居然都在和平中度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算在世界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极为罕见。更常见的均势状态，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那么，这是因为宋辽之间的平衡出乎寻常地稳定，局面出乎寻常地清晰，以致任何尝试改变的冒险念头都被理性扼杀于摇篮了吗？或者说，这一超稳定结构具备了让任何危险的破坏因素都在萌芽阶段窒息而死的能力？这样的假说当然有可能成立，但其必要条件之一（还不是充分条件）是当事人都是严格意义的经济学理性人。
克劳塞维茨曾在《战争论》中指出：
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它宁愿和想象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里。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就如虎添翼，像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中。
而历史也无数次告诉我们，从来不缺乏挑战理性的冒险者。而且，历史充满了种种意外。
西夏的崛起就是一个几乎打破平衡的意外。虽然经过激烈的震荡，澶渊体制最终大体回归原状，但北宋中后期历史却被深刻改变了。
还得从宋人对澶渊之盟的看法说起。
元·《契丹还猎图》
盟约缔结多年后，有一种说法开始在北宋士大夫中间流传：盟誓发生前，因为契丹大军南下，宋真宗惊慌失措，一度在奸臣王钦若、陈尧叟的蛊惑下，准备逃离汴梁，幸亏被大臣寇准阻止。后来，王钦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真宗面前宣扬澶渊之盟是辽军兵临城下，逼迫宋朝不得不签订的屈辱条约，以此抹杀寇准的功绩，对其加以诋毁。这一说法暗示，从一开始，澶渊盟誓就给北宋君臣带来了浓重的心理阴影。
不过，这并不可信。笔者曾于《南望》一书中指出，从盟约的缔结过程和内容来看，它对宋人而言，谈不上屈辱。本书第一章《狂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北宋朝野上下对澶渊之盟非常满意，认为安史之乱引发的混乱局面，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至此才真正终结，可以和开元之治媲美的盛世已经到来。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了那场举国病狂、旷日持久的庆典——“天书封祀”闹剧。
本文摘自《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
资料：东方学习读书会
编辑：周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