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5日，一份以“柯倩”命名的慈善信托，在上海市民政局依法完成了备案，编号3100000000075。
备案随即公示，并未引起公众过多的注意。
可是，法律界和社会公益界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不同寻常的信息。用知名律师付娜的话说，这意味着一份跨越15年的遗愿，在穿越了现行法律与制度的关卡后，完成了“正式转化为依法设立、长期运行的公益制度安排”的关键跳跃。因此，其重要的“破冰”意义在于：实现了国内遗嘱慈善信托，在委托人身后，成功备案生效“零的突破”。
而为了这份遗嘱的生效启动直至信托设立，上海各相关部门克服“涉及多重法律环节，国内此前缺乏同类实践、没有成熟先例”的困难，“每一步推进都付出了全新探索……”
遗泽馈赠，要把一切献给深情所系
故事始于2010年夏。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多方见证下郑重订立遗嘱，决定将自己名下唯一的房产设立公益信托，待百年后变卖，所得资金全部专项用于支持困难儿童教育事业。遗嘱中，老人指定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为遗嘱执行人，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为受托人。
“当时柯老师态度非常坚定，她说自己一辈子和孩子打交道，最牵挂的就是那些有困难的孩子，”一位当年参与见证遗嘱订立的工作人员回忆说。
鲜有人知道，柯倩老人的童年曾遭受怎样的苦难磨砺。1928年，她出生在台湾省一户贫苦农家，年幼时便被卖为童工，受尽折磨。1949年春，作为帮工，她随雇主跨海来沪。随着新中国成立，她从此摆脱了苦难，挺直了腰杆。
1950年，一份机缘让满怀感恩之情的柯倩走进了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从此，她将三十余载光阴奉献给了这份与孩子们心手相连的事业。
柯倩始终铭记宋庆龄先生“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的教诲。作为保育员，她不甘平庸，常年手捧字典自学文化，背下整套课本；每次开会、听报告，她都抓住机会，如饥似渴汲取新知；凡同行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必记录在册，再细细领会并付诸实践。
柯倩把满腔爱，化作最温柔的力量。曾经有个全园闻名的“捣蛋班”，先后气走了五位教师。没人愿接手？她主动请缨，还笑着说：“孩子们只是需要更多的爱和耐心。”她把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视如己出，像呵护幼苗一样呵护他们。慢慢地，班里的风气转变了，调皮的孩子懂事了，内向的孩子开朗了，曾经的“乱班”，最终成了优秀集体。毕业那天，孩子们紧紧抱着她，一声声喊着“柯妈妈”。
凭借着对幼教事业的赤诚与坚守，柯倩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被授予“市三八红旗手”称号，还获得宋庆龄先生签发的嘉奖令。
深耕教育之外，柯倩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务，致力推动两岸交流。她一生勤俭，却始终心怀家国，在国家和社会需要时总是慷慨解囊。2010年，她不仅订立有关个人房产的公益信托遗嘱，还明确身后将个人全部存款作为党费上交，并志愿捐献遗体与角膜，以期完成生命最后的奉献……
制度闯关，合力攻坚履行爱的托付
2020年，92岁高龄的柯倩走完了始终向阳而生、用爱温暖他人的生命旅程。她留下的一纸遗嘱，则开启了一场各部门合力，持续近五年的制度闯关。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份遗嘱在完成“遗嘱公证”、承诺受托并进入慈善信托备案流程之后，便在备案时遇到了第一道难题——
根据相关法律，设立信托要求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然而，遗嘱信托作为特殊的信托类型，又必须待委托人去世后方能生效。
这是一道前所未遇的悖论题，柯倩老人在设立遗嘱信托时是适格的委托人，但是在柯倩老人已经过世的情况下，谁能成为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提请备案慈善信托的适格委托人？市民政局在听取业内专家意见并反复研究法律政策后，最终基于柯倩在遗嘱中指定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为“遗嘱执行人”和该遗嘱只约定将名下房产设立信托的事实，决定由该幼儿园在“柯倩慈善信托”中代行委托人的权利，这一创造性的举措，成功化解了“法理上的两头堵”，使得柯倩老人留下的这份信托，成为国内遗嘱慈善信托“真正意义上在委托人身后生效启动的首例”，受到相关法律专家的高度评价。
就在“委托人”身份难题化解之际，信托生效推进之路又在“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环节陷入了新的困境——
作为受托人，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在依照遗嘱，继承柯倩老人名下房产的同时，必须依法将该房产“合规转入慈善信托”，这意味着房产证上必须作出专门的“信托财产”注记。
尽管此举意义重大，是“房产虽被受托人登记于名下，但又与其固有资产隔离，从而全部用于慈善专项”的法律保证，但在操作层面上，却面临一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扣，即究竟该“先由房产部门确权登记并在产权文件上注记‘信托财产’”，还是该“由民政部门先行备案再进行房产登记及注记”？
“老人家这份信托的特殊性在于‘遗嘱+不动产’的结合”，上海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赵宇坦言，“它从遗嘱生效到信托成立再到慈善信托生效，涉及多重法律环节，而国内此前缺乏同类实践，没有成熟先例，因此每一步推进都需要全新探索”。
回到那道死扣，核心难题集中在“不动产”与“慈善信托”的制度衔接。为此，上海的民政、司法、规资等多部门与宋庆龄基金会反复沟通协调，力图用专业法律方案弥合制度缝隙。
转机随着国家法治进程与地方创新试点的推进而出现：2024年，国家新修订的《慈善法》进一步完善了慈善信托制度框架；2025年5月，市委金融办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的通知》，为“房产装入慈善信托”打开了至关重要的政策窗口。
最终，在“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承诺受托并完成财产接收，同时由第三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负责保管该项财产”的前提下，市民政局基于“对慈善组织作为单一受托人开展慈善信托业务的扶持和对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有效加强慈善信托财产风险管理的认可”，主动跨前一步，先行为基金会出具了慈善信托备案回执；而民政部门完成备案的第一时间，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即向房地部门提出了变更申请，后者迅速在产权证上作好了“信托财产”的注记。
由此，又一道制度性难题被攻克。
接力“制度拼图”，让朴素的公益心愿稳妥落地
在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和指导下，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有序的推进下，柯倩老人的遗嘱慈善信托沿着环环相扣的制度创新路径终于成功落地：受托人承诺受托、公证处确认遗嘱生效并出具受托人取得遗产公证书、办理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落实房产证第三方存管并设立慈善信托管理架构、办理慈善信托备案、完成不动产信托财产权属登记……
“这是全国首例在委托人身后，完成全流程备案并成功生效的不动产遗嘱慈善信托案例”，全程参与此案工作的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激动地表示。
赵宇和李辰阳一致认为，该案例的成功探索实践，打通了此前长期存在的制度衔接堵点，不仅为个人提供了合法、稳定、透明的遗产慈善化路径，也为我国慈善信托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地方实践样本。
目前，作为柯倩老人遗嘱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业已构建由第三方（银行）保管资产的合规信托运营架构，组建内部专门团队，明确会计核算方法，着手管理运作执行好该信托资产，并将定期向社会公示相关信息，向备案机关和监察人报告信托运作情况，接受全方位监督。
只是，“制度拼图”还未到尽头，新的瓶颈又待突破：房产权属变更涉及税收，税收又涉及各个环节且税种多样，包括契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虽然法律规定，经过备案的慈善信托享受税收优惠，但目前，除契税外，其他税种均无落地的细化规定。“即便用足现行的各类支持政策，完成交易缴纳的税费也将会占很大比例，实现柯倩老人遗愿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为此我们仍在继续努力……”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所幸，相关各部门已经再度携手研议，试图在法治的框架内，再次寻得制度创新闯关的可能性。一切的努力，皆为让已故的柯倩老人朴素而坚定的慈善公益心愿最终得以稳妥“落地”。
有法律界和社会公益界人士认为，这份始于十五年前的遗嘱，如今已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性慈善安排。作为国内第一例真正在委托人身后生效的不动产遗嘱慈善信托，它不仅承载着柯倩女士的家国情怀，更为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兼具温度与规范的新路径，提供了一份可圈可点、可资借鉴，亦有改进空间的创新案例。
截至本文发稿时，记者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获悉，就在今年元旦，一位年届五旬的市民偶然获知了“柯倩慈善信托”成立的消息，一眼就认出这位柯老师就是自己当年就读幼儿园时最爱的“柯妈妈”。回忆起当年的悉心照料, 他满怀感恩，当即主动捐款，用朴素举动传递这份温暖，延续老师的大爱……
来源：《上海老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