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页纸，33条调解记录。 在莘庄镇新就业形态调解室的桌上，放着自2024年6月成立以来的案件台账，“所属行业”一栏写着主播、兼职健身教练、外卖员、保洁等职业。“你会发现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基本都是要求拿回劳动报酬，金额也比较小。”调解室负责人毛元欣翻到第二页，一位外卖员要求的调解金额为296元，最终调解成功。 这间调解室是闵行区正在打造的“1+14”个新业态调解室的一个缩影。针对劳动争议持续高发、传统调解体系覆盖不足、新业态劳动纠纷维权难等问题，闵行区创新构建覆盖全区的“五一”调解组织网络矩阵，通过“一站、一点、一组织、一系统、一App”，实现劳动争议源头预防、多元化解。
打造“一站”
直面新业态领域劳动纠纷
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无固定工作时间、无固定工作场所、无固定收入的“三无”特点，其劳动纠纷也呈现出认定难、处置慢、易激化等问题。2024年4月，闵行区人社局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其中就提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创新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调处机制……建立‘一站式’的新就业形态争议调处机构”。
两个月后，闵行区首家镇级“新就业形态调解室”在莘庄镇劳动关系矛盾预防协调中心挂牌成立，聚合受理中心、工会、司法等多部门力量。拿起案件台账，毛元欣对其中许多案例记忆犹新。
2025年3月，一位共享单车运维员来到调解室，情绪有些激动：“我已经完成了单车调度工作，但后台数据没有显示，公司不愿结算费用。”在他出示的工牌上，毛元欣看到岗位名称后标注了“WB”二字，是“外包”的首字母缩写。他当即意识到，运维员以为自己是单车公司的正式员工，实际却与外包公司签下合同。
“如果劳动关系主体认定错误，后续维权就会很困难。”为了让第一步走得更顺畅，莘庄联合调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聂清泉设计了一张“莘庄镇新就业形态调解工作流程图”：图上，调解线索从现场接待、网信电受理、排查收集等渠道汇聚而来，经新就业形态调解室登记受理后，分叉出“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的支线，对应不同的处理流程。
向共享单车公司了解情况后，毛元欣拨通了外包公司的电话，通过比对现场监控和后台数据，最终帮运维员拿回920元的劳动报酬。截至目前，全区已有15个新业态调解室，2025年累计调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三十余起，调解成功率达到80%。
正如新就业形态调解逐步规范，对于调解员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之前的培训中，我们学习的大多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如今也要对民法的内容有所涉猎，肯定要与时俱进。”靠着业余时间，聂清泉自学考出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我会把新知识消化后，再教给同事和辖区企业。”
升级“一点”
将劳动法宣课堂开进商圈
如果说毛元欣的工作是“守株待兔”，等待有调解需求的劳动者反映问题，那聂清泉的工作则是“主动出击”，通过开设劳动法宣课堂，增强辖区内企业的依法用工意识。
“有商务区的企业反映，最近员工离职率较高，想请联调中心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在企业招聘季，聂清泉收到一条外勤同事转来的信息。“根据企业诉求，我们会定制相应的改进措施，提供针对性的劳动关系指导。”聂清泉说，其中就包括定期向企业进行劳动法律法规普法宣传。
在莘庄镇城开莘社区，劳动关系“和睦+”站点设置在党群服务中心内。“立足‘和睦+’站点，我们能进一步将劳动法宣课堂送进商圈、园区。”站点负责人倪娜表示，这里曾邀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二庭的负责人吴伟作为主讲人，为莘庄商务区内的12家重点企业和5家人力资源公司上了一堂劳动法宣课。
“下一次法宣课在什么时间？希望老师为我们讲讲司法解释二，以便于及时调整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几天前，上海力兴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陈梦霞叫住了倪娜。她高度关注的“司法解释二”全称是《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于9月1日开始施行，涉及许多与公司经营相关的条款。
“三年前，我们开始接触与新就业形态相关的业务，如今这部分业务已经成为营收的大头。”陈梦霞明显感受到，公司对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管理依然在摸索的过程中，合同签订、加班费发放、社保缴纳等环节容易出现纠纷，因此需要前置的法宣指导。
在陈梦霞最近遇到的仲裁案件中，由于甲方企业没有做好日常管理留痕，产生劳动争议后的前期调解十分艰难。“我常能看到网络上有员工分享如何维权，但很少有人告诉公司如何在日常管理中保护好自己免受争议。”提升企业自身的劳资矛盾调处能力，这是陈梦霞对于“和睦+”站点的期待。
目前，闵行全区已有20个“和睦+”站点，设立在党群服务站、物业会议室甚至商圈楼宇内，提供法律法规宣传、案件线上受理、和谐创建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随着企业相关诉求增加，未来我们也考虑安排工作人员在站点坐班，针对热点劳资问题答疑解惑。”倪娜觉得，每个“和睦+”站点都将是一间“法律便利店”。
数字赋能，织密网络
打造“家门口”“手机上”的调解室
当调解内容延伸至新就业形态，法宣课堂下沉至园区商圈，劳动争议调解的网络能否织得更密？聂清泉设想了两种情况：A商圈内，所有企业共同出力组成调解团队，负责该商圈内的争议调解；而另一边，B商圈的某家企业愿意出人出力，主动处理商圈内企业发生的矛盾。
前者被称为“商圈联盟”，后者则是“示范性企业调解组织”。两者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社会化调解组织效能，让企业成为“兼职调解员”，使得周边的劳动关系矛盾“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
在虹桥镇的康师傅大楼，康师傅集团的工会干部和人事员工组成基层劳动矛盾调解组织，在解决集团内部劳动纠纷的同时，也将服务范围延伸至大楼内的其他企业。
“2025年，康师傅调解组织已化解各类劳动矛盾14起，其中4起来自楼内其他企业。”虹桥镇劳动关系矛盾预防协调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由龙头企业牵头、镇级平台支撑的调解模式，既发挥了企业“内行人解行业事”的优势，又确保了调解的公正性和专业度。
但这还不是调解网络的最末端。“上海的劳动关系解除后，部分劳动者会直接回老家工作，尚未处理的劳动争议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解决。”毛元欣表示，借助“随申办”劳动人事争议视频调解应用，出门不便或身处外地的劳动者可以通过“云调解”视频连线，这意味着调解室将进一步从线下空间来到“手机上”。
毛元欣进一步向记者展示了“手机上的调解站”：在“随申办”小程序搜索“闵行易就业”，点击“劳动维权”后会进入闵行区劳动维权网上通办平台。平台将根据劳动者填写的问卷自动生成维权诉求，并帮助劳动者选择最有利的维权途径。2025年，闵行区共开展远程视频调解210次，线上平台办理案件7500件，线上调解率显著提升。
行业调解做专、街镇调解做强、数字调解做快，闵行区正不断织密全域调解网，以科技赋能智慧调解。
“通过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升级劳动关系‘和睦+’服务站点、规范示范性企业调解组织、完善闵行数智劳动维权平台、优化‘随申办’劳动人事争议视频调解应用，构建起覆盖全区的‘五一’调解组织网络矩阵。”区人社局监察仲裁科负责人张纯煦表示，下一步将通过智慧赋能、多元共治等方式扩面增效，在预防和化解纠纷、保障维权的同时，服务营商、促进就业。
记者：陈奕宁
视频：徐悦 吴佳伟 王一玮（实习）
初审：陈依婷
复审：方雨斌
终审：刘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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