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刊发｜刘元春：“十五五”上海科创要有新布局新高度

记者：结合“五个中心”建设，上海的“十五五”规划应该如何突出产业特色？

刘元春：上海“十五五”规划中的产业特色，必须聚焦于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虽然“五个中心”里面，科创中心是后来提出来的，但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是引领性的、战略性的，也是先导性的，必须对标世界顶级城市与地区。

因此，展望“十五五”，上海的科技创新毫无疑问要有新布局、新高度。

一方面，基础研发平台的建设要适应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满足未来几十年中国突破“卡脖子”技术方面的要求，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具有引领性。另一方面，要形成科技与产业的场景式驱动的平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不仅是创新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它的载体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量的创新不再是简单地从实验室到实验室，而是场景驱动，甚至是产业驱动。

所以在科创中心的建设中，不仅要真正地激发高校等研究性机构的积极性，还必须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基础研发向产业化、商业化的转化。这个转化，对机制体制的创新，对相关资本、金融的支持和引导，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记者：谈到科创，周边省市都很“卷”，上海应如何找准发力点？

刘元春：一个客观数据是，上海2024年GDP为5.39万亿元，人均GDP是21.71万元，密度很高；但江苏的GDP已经达到13.7万亿元了，是我们的两倍，浙江也超过了9万亿元。 

因此，上海的产业化布局，要考虑和周边的互补，并吸取不同科创模式的优点，而不是同质竞争，为了“卷”而“卷”。

上海科创模式以模速空间、张江高科技园区和G60科创走廊为代表，具有独特性和优势地位。同时，长三角地区的杭州模式、合肥模式以及苏州模式，也值得上海重点观察，对比它们在科创上面的一些新举措、新布局，重新审视长三角在未来5—10年间产业竞争的新格局。

另外，上海产业布局的引领性，不仅仅是原有产业的升级，更要聚焦于未来产业，尤其是关系大国竞争的未来产业，服务于国家战略。这不仅是对上海的要求，也是上海的机会。

在“十五五”规划中，上海对未来产业相关的机制体制上，应该有更大程度的改革，与长三角其他省份之间，形成一种既有紧密联系、又有错位竞争的发展格局，要有真正的战略眼光，而不是急功近利。

记者：您认为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如何更好结合？

刘元春：现代金融很重要的核心是“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里面，“科技金融”是领头的，这其中金融和科技的相互赋能也很重要。如果不能实现科技赋能金融，使金融形态、资源配置和定价实现现代化，那我们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也都做不出来。因此，科技对金融不仅仅是赋能，也是金融现代化的核心，更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为重要的一环。

上海之所以在科创战略国家层面的定位如此重要，一个超级优势就是来源于金融，来源于金融科技上面的人才储备和人才培养体系。未来上海要继续巩固这个优势，并推出新的举措，包括像AI金融大模型、加密资产、加密金融等相关场景打造和人才的培养。

记者：上海推动设立了总规模千亿元的产业投资母基金，如何更好发挥科创基金的作用？

刘元春：科创基金要有效发挥市场的力量，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基金对于技术创新、产业化和商业化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则要发挥政府在耐心资本上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这两种类型的资本要有很好的合作，可以参考其他地区的一些案例。比如深圳的深创投，其规模并不大，但是它通过灵活的合作机制，全面放大了杠杆效应，驾驭的市场资金达到几万亿元，使得市场型的管理体系、资金，能够深度融入到它的体系之中。

如果简单地用政府主导型基金替代市场基金，那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目前上海的民营企业占比相对偏低，但是创新力比较强，深圳、杭州这些地方，民营经济的比重都超过60%。这一点，将会是下一步区域科创竞争的关键。

记者：在新安全格局与新发展格局里，上海科创中心要如何定位？

刘元春：在大国竞争、全球化逆转、地缘冲突加剧的大环境下，上海的定位，首先是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交汇的枢纽。一方面，上海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排头兵；另一方面，还要成为国内大循环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关键桥头堡。

其次，在国家应对未来风险，特别是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时，上海要用更为开放、积极和包容的态度，成为国内科技创新的试验田，和现代风险管理的压力测试地，比如稳定币、合成生物等新生事物与科技方面，上海能否在政策安排下“先行先试”，抓住机会与欧洲、美国拉开差距。

记者：目前社会上对理工科人才培养讨论很多，您对此怎么看？上海应建立怎样的人才培养体系？

刘元春：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具有颠覆性创新的科技人才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能通过产业化、商业化的方式，去支持和普及这些技术的人才，这是科技革命的关键。

真正的大国，一定要使科技创新能够应用于产业升级和商业模式构建，形成良性的循环。比如第二次科技革命，源头是英国，但真正实现产业化的是德国。现在美国也很担心，虽然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多数仍在美国，但商业化、场景化的应用，极有可能在中国。

所以，科技创新不是一窝蜂地去培养顶级科学家，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而是要培养大量能理解新一轮产业变革，具备集成创新、技术转化、新商业场景及商业模式构建能力的人才。比如在AI领域，研究大模型的人才并不要那么多，但研究垂直领域应用的人，实际需求更多。

这些人才，不仅要有数字时代的科学素养，还要有商业场景构建、经济金融、文化人文的素养。简单用理工或文科来区分的单一技能标准，已难以匹配数智化浪潮下的人才需求。

记者：上海财经大学提出“筑牢数智底座”“厚植人文情怀”，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路？

刘元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对金融产生了剧烈冲击，还用传统的金融学教科书、金融学案例来培养人才，是不可能适应未来金融业发展的。

我们要培养的金融人才是具有科学素养的，能够掌握AI，能够理解新技术产生的新逻辑；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对未来数字时代的一些新场景有深入研究、能进行全方位的模拟，从而总结出未来数字时代金融资源配置的新规律。

教育是为未来进行布局。我们要看到下一个时代在生产体系、生产模式、社会构建、伦理体系等方面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这种认识和眼光，决定了我们在教育体系、人才体系上的先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