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眼中，我看到了信任和释然

“法官，王某拖欠我的债务，执行和解后又不履行，我要申请恢复执行！”一份恢复执行申请书的提交，让一桩沉寂十四年的“老案”重回视野。

十四年前，秦某与王某因一起合伙合同纠纷对簿公堂，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王某分三期支付秦某22.4万元。但彼时的王某并无偿还能力，对于调解协议一直未予履行，秦某随后申请执行，双方在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约定王某每月支付秦某500至1000元，直至全部履行完毕。

然而，此后多年间，王某的还款并不稳定，中途多次中断，特别是2021年起，中断频次越来越高，秦某怒不可遏，认为王某态度恶劣、逃避义务，最终在时隔十余年后，再次提请恢复执行。

案件恢复执行后，我多次对王某名下财产进行查询，起初其名下确无可供执行财产，但没过多久，其账户里突然多出了8万余元。惊讶之余，我立刻采取了冻结措施。

“法官，这些钱是我的救命钱啊！”接到冻结通知的王某赶至法院，颤抖着向我出示一份医院的病例诊断书，上面记录着“早期肺癌可能，建议住院手术治疗”的醒目字眼。王某表示自己身患肺癌，账户金额系其筹措的治疗费，医院初步诊断初期治疗费用约为4万元。

十来年间，王某的生活异常不顺，接连遭失业打击、疾病缠身，这才导致她时常有履行中断的情况。根据王某随即出示的自己多年来的还款记录，虽有中断或迟延履行数月的情况，但履约率仍达到75%。

“我并不是逃避执行，但实在是生活困难。”王某表示，自己因身体状况差且无就业收入，无法一次性支付剩余全部金额，但其每月有2700余元的退休收入，承诺可由法院每月扣划养老金500元，用于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给予一定的宽限，解封部分账户资金用于治病，保留其日常就医和生活所需。

得知上述情况后，我紧急联系申请执行人秦某，希望获得其同意解封王某账户部分款项。但彼时秦某已移居加拿大，国内的手机号码始终联系不上。

一边是电话已停机的嘟鸣声，一边是涉及医疗民生的紧急事态，我申请将本案提交至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要维护申请人权益，也要保障被执行人基本生存权。”根据王某提供的就医诊断记录等材料，专业法官会议上一致同意解封一半金额4万元用于被执行人王某的治疗，为后续的柔性解封埋下了伏笔。

部分解封暂缓了当下案件的燃眉之急，但如何才能既维护申请人权益的同时又保障被执行人的基本权益？有无可能再促成执行和解？

反复翻阅卷宗，从早年谈话笔录中我了解到，王某和秦某二人在多年前曾是亲密合作的好友，并非一开始就如现下这般紧张对立。多年过去，秦某事业成功，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他所在意的不是这20余万执行款，而是放不下两人间的纠葛。

摸清楚情况后，我尝试推进调解。

2024年7月，申请执行人秦某回国探亲，主动与我联系了解执行进展，我将法院查明的被执行人王某的情况以及本案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结果告知了秦某。

秦某对法院的解封方案表示理解与认同，但仍态度坚定地要求法院继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让王某一次性清偿债务。他坚持认为王某仍有偿还能力，不愿见王某，也不同意再次达成执行和解。

调解工作一开始便陷入僵局。

“当年，我起诉返还的金额远不止这个数，最后我妥协退让，只让对方支付20余万，十几年了，每个月的支付金额并不高，但还是没有好好履行，我不会再退让的。”秦某走后，我对当天的谈话进行了复盘。秦某的态度看似冷漠，但从他的角度上看却是合情合理。

一边是道理，一边是生死，这个案子并非死结，仍有解锁的空间。之后又多次电话沟通，秦某虽然没有直接松口，但他在电话里有了愈发长时间的沉默。

我再次约请秦某来院面谈，看着面前这位常居海外的老人，这次我没有直接谈起执行事宜，而是跟他唠起了嗑。“这次回国准备待多久啊？国内还有哪些亲戚？”渐渐地，秦某的话匣子打开了。

我将话题转移到他多年前与王某的合作经历，秦某虽未多言，但情绪明显平和了许多，我借机再次提出了调解方案。

“这8万块是王某为了治病筹措的，我们冻结了其中4万，留给她4万作为必要的治疗费用。另外，她也承诺以后每月扣划500元养老金给你。”我向秦某阐释了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这个方案既确保了她当下治疗癌症的急需，也为你后续债权的实现提供了稳定来源，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双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