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银泉
从2018年开始，我坚持了七年又十天，每周在南京与苏州之间往返，只为了能够多去陪伴入住护理院的老娘。她虽然没有了说话的能力，当我握住她的手的时候，仍能感受到她生命力的顽强。即便有人劝我，为了失忆失智失能的老人坚持这么久，花那么多钱，没必要，不要让老娘受罪了。但是，娘是我的生命之源，母子连心，让我如何舍得？
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何管自己的母亲叫老娘？他们有所不知，苏州吴方言里对家庭成员和各路亲戚的称呼颇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苏州人从来不会喊自己的祖父为“爷爷”，甚至不像隔壁头的上海人喊祖父为“阿爷”，而是叫“阿爹”，不明就里的人会纳闷，为什么爷爷会变成爹呢？反过来，苏州人又把自己的父亲叫成了“爷”，动不动就是“伲爷讲过的”，虽然自己口头上称呼自己父亲为“阿爸”，但是和他人提到自己父亲时候统统表达为“伲爷”。同样，苏州人管自己的母亲为“姆妈”，这个是城里人的叫法，在苏州乡下，尤其是南乡原来吴县的甪直、车坊、郭巷、蠡墅、横泾等地，比较多地把母亲称为“姆嫚”，但是在和他人提及自己母亲的时候，统统表达为“伲娘”，我的父母，就是“伲爷娘”。和他人单独提自己父母，就是“老爷”“老娘”，这时候的“老”应该读作苏州方言里的“捞”的读音。
我老娘生于1942年农历九月十一，娘家姓许，大名“根妹”。过去乡下人取名，很多人习惯带个“根”字，我大舅叫“根大”，所以作为外公外婆的第二个孩子，我母亲就叫“根妹”，意思是“根大的妹妹”。外公外婆生了六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据我父亲回忆，我父母在1960年结婚，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困难时期，我父亲说，每天两人的口粮只有四两米，必须掺入很多青草才能勉强果腹。半饥半饱的日子中度过了1960年和1961年，直到1962年赶上了小麦大丰收，大家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老娘这时候怀上了我，于第二年春天生下了他们的长子。在生我之后隔了两年，即1965年生下了我妹妹，然后又隔两年即1967年生下了我弟弟，叫永泉。只可惜，永泉在2岁多一点的时候夭折了。父亲说二弟患了肠梗阻，等到发现孩子不对头需要火速送往大医院时，为时已晚。那个年代，河湖密布的江南水乡的村镇，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使用了几千年的摇橹船。父亲赶紧找人一起帮忙，摇橹船一路向北，把弟弟送去位于饮马桥的苏州第二人民医院，但是在登上河桥头的时候，抱在老娘怀里的二弟已经停止了呼吸。
我对这个弟弟依稀有记忆。第一个记忆是，父母和我及我妹妹围坐桌子吃饭时候，永泉站在桌子西北角用稻草编制而成的立桶里，冲着我们蹦蹦跳跳笑逐颜开。第二个记忆就是弟弟的丧事。小小的他躺在了客堂门槛里面的一张草席上，父母这时候已伤心得哭不出声来，只有我大姑妈和阿姨跪在地上伤心地哭泣，阿姨还给二弟衣服的胸襟处戴了一块手帕（当地人称之为绢头）。会做木匠活的外公带来了他的全部木工家什，给他的小外孙做了副小棺材。父母把弟弟安葬在了自家靠近河边的一块地里。永泉活着的话，今年该有58岁了。在永泉去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娘每天去河桥头淘米时候，都要注视着二儿子的棺材，边走边哭，哭上好一阵子。
我记忆中的老娘，每天在生产队辛苦劳作的同时，还不得不经常为家里的生计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我上中学四年，老娘每天早上烧早饭时的固定程序，就是抓一把腌菜苔放在碗里，浇上一些菜籽油，在烧粥的大锅里放上蒸架把它蒸熟了，盛入我的搪瓷茶缸里，然后在长方形的钢精锅饭盒里放入生米，让我带去中学食堂蒸饭，这就是我中午饥肠辘辘时候的果腹之物，吃了四年。偶尔，会有改善伙食的时候，家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点菜，招待来客或者请上门干活的工匠（比如夏天请篾匠上门来编织一条篾席），老娘会记得给我留出一点点，让我第二天去学校上学时候可以有点好菜可以吃。因为我正在长身体，老娘偶尔也会给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菜干，同样是撒点菜籽油蒸熟了，然后给我煎一个荷包蛋，放在菜干上面，那这一天的伙食好得飞起来了。还有几次，实在是馋了，把老娘放在床底下的腌制咸肉偷偷掏出来几小块，塞入我的钢精饭盒里。每逢那样的情况，我第二天拎着饭盒和搪瓷杯走着去学校路上时候，心里也高兴很多，上午就会盼着中午下课的铃声早点响起。
天生闲不住的老娘2010年8月23日忙完她的地头活回到家里时候特别精神
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小片竹园，是从邻居家的竹林里繁殖过来的。竹园虽小，却能在春季长出堪称美味佳肴的竹笋，这可是我家一笔额外的财富。老娘每天去竹园检查，发现可以挖掘的笋子就挖出几个放在水缸边，因为那里潮湿，可以保持竹笋的鲜润度。直到凑了又有两小把了，老娘就起早去镇上摆摊，把竹笋卖了，换回一些食盐等必需品。记得每年只有在五一节时，老娘才会舍得拿出四五只竹笋，打两只鸡蛋，做出一份竹笋炒蛋，那个味道鲜美，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兄妹三人大快朵颐吃得齿颊生津，但是父母在一旁都舍不得把筷子伸到竹笋炒蛋的碗里。
从我记事起，生产队每年年底分红，我家铁定是透支户。只因为我父亲在大队部工作，不在生产队记工分，只有老娘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生产队给我全家五口人分配的粮食和稻草等等，都是要在分红时候扣除这些费用的。也就是说，我老娘一个人挣下的工分，到了年底分红时候，根本不够抵扣全年预分配的各种实物，只有倒欠生产队不少钱，所以“负债累累”。
父亲母亲拍摄于1987年，由一位走街串巷的摄影师拍摄，这是父母的第一张合影，老娘手持的是塑料花，背景是叔叔家刚翻修的瓦房。
1979年秋天，我考上大学时候，老娘拿出来平时舍不得用的钱，同时凑够了布票，去蠡墅镇上的百货店里剪了一块卡其布料，叫村里的裁缝给我做了一身中山装，同时，我还有一件亲戚赠送的军便服，我就穿着这两件衣服度过了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由于学校伙食好，我的个头一年不到就从1.58米蹿高到了1.70米，因为和农村比，每天四毛钱伙食费的大学食堂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了。1980年春节，家里请客，亲戚看出来我的中山装显小了，对老娘说，孩子的衣服吊在身上了。老娘有点愁容，一来家里的布票不够，二来钱也紧张，想再等等，熬过夏天，到秋冬时候再筹钱和布票，给我做一身新衣服。所以，大学期间，我到了夏天都没有短袖衬衫可穿，只能继续穿冬天的长袖衬衫，把袖子撸起来。记得有一年，大概是大三的夏天，也就是江苏师范学院改名为苏州大学的时候，老娘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去买短袖衫，但是，我到了观前街的人民商场，转悠了半天，问了价格，最终还是舍不得买短袖衫，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短袖衫只能夏天穿，长袖衫就能全年穿，高效能。
作者上大一下学期时候在村子里拍的照片，穿的就是那件军便服。
农村开始包产到户之前的最后几年，没念过书的老娘，居然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官，被生产队长指定为妇女队长。因为她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力气比一般的妇女大一些，为此她还被赠予了一个外号“石骨头”，意思是夸她不怕吃苦。每天早上和下午，老娘从自己家里出门，然后挨家挨户喊着妇女们出工干活去。到1983年包产到户，生产队名存实亡，这个比芝麻还要小很多的“官”也就自然消失了。
吴县号称有十万绣娘。过去遍布吴县大地的绣娘，其实个个都是农村妇女，包括我的老娘和我妹妹。对这些农民绣娘来说，农活是她们的主业，而做刺绣是她们的副业，她们热衷于刺绣，只是为了赚取一些外快补贴家用，因为光是靠种田，大家的光景都过不好。老娘年轻时候在村里的刺绣工坊学过刺绣，所以“做生活”有模有样的。我从记事起，就会看到老娘在忙完农活和家务活之后赶紧拿出绷架，绷紧绣布，开始挥动因为干粗活而不算很灵巧的双手，照着绣布上的图案，开始穿针引线、上下飞舞，两指拈起绣针，轻轻地在绣绷上一挑一捞，彩线如鱼跃蝶舞般起落，针针细密、线线柔顺，绣出一件件绣品虽然算不上高等级，但也堪称是艺术品。一件小一点的绣品，一两个月可以完成，可以卖出去几十元或者上百元，而大一点的绣品则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可以卖出去几百元。
1987年春节，在父母拍了合影的同时，也拍了全家福，遗憾的是，这也是兄妹三人同时与父母合影的唯一一次。
1979年，我考入江苏师范学院，那年父母才39岁和37岁，正是最好的年华。我给他们争了光，成为村里第一个正式考取本科大学的后生，让他们在村里很有面子。为此，老娘准备了好几天，主要是要借钱，在家里请一次客。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父母高高兴兴地在家里摆了两桌，那天的晚饭我至今有记忆，一张大的八仙桌上坐的都是主要的亲戚，还有两个村干部。另有一张小饭桌，坐的是其他亲戚，记忆中那天晚上的老娘一直喜洋洋笑呵呵的。
记得那年去江苏师范学院报到好像是9月22日，那个年代，苏州的乡下依然出行很难，没什么路，更谈不上交通工具。父母要陪我去，妹妹也要跟着，阿姨和小姑妈也想去。父亲决定，借用大队里的唯一现代化交通工具机帆船。报道那天，从家门口登船，一路向北，进入澹台（tántái）湖，然后进入京杭大运河，继续向北，穿过觅渡桥，进入苏州葑门，在那里船转弯往下驶入百步街下面的官太尉河，就到了江苏师范学院。一下子没找到河桥头，我和父亲就直接双手抓住驳岸上面，一个引体向上就到了岸上，再把老娘、阿姨和小姑妈拽上来。一路上老娘坚持要提着给我买的皮箱，虽然里面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报到完毕之后，老娘陪我到了第四宿舍308房间，帮我把床铺包括蚊帐全部收拾好，上下左右打量几番之后，才放心离开。我的辅导员周正兴老师说，苏大校史上应该写上我的这段经历，因为我估计是苏大历史上唯一从坐船上岸去办理新生报到入学的。
作者在苏州大学钟楼度过了四年的求学岁月
2017年12月31日，我结束在上海参加上海教科院组织的会议，回南京之前，顺路先返回苏州家里，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这也可以陪父母两天。下午到了家门口，老娘坐在轮椅里。为了考考她上一次脑卒中之后的智力水平，每次回家我喜欢逗老娘开心，这次也不例外，我就问她：“你阿认得我啊”，她回答说：“你吗，我是肯定认得的咯，你是大佬。”大佬，苏州方言里指的是兄妹中的大哥。我就有心继续逗她：“大佬啊，是根大吗”，根大就是她大哥。她就恍然大悟笑哈哈地说：“哎呀，我又说错话了。”老娘在201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走路困难依靠步行器，甚至有时候需要坐轮椅。2016年端午日前一天，老娘遭遇脑卒中，彻底无法走路，只能依靠轮椅。这次我给老娘拍摄了坐在轮椅里的三张照片，也是她这辈子最后的坐着拍摄的照片。哪晓得，仅仅隔了8天，在南京上班的我，接到了父亲的来电，告诉我母亲严重中风。我当天赶回去，送医院，找医生，在吴中医院七天之后，转入苏大附一院，想尽了一切办法，终究没能让母亲恢复意识。
2017年12月31日，老娘坐在轮椅上笑眯眯看着儿子
2025年1月18日夜，我在陪伴老娘几个小时后，看她还是睁大着眼睛，我对她说我给她用热水洗个脸，然后她可以安心睡一觉，我在边上陪着她。我左手伸进枕头里托着老娘的颈部，右手给老娘洗脸的时候，老娘也许就是在等待着洗个脸清清爽爽再上路，在我给她擦洗第二下的时候，在发出一声很粗的喘气声之后，永远地沉睡了过去，时间定格在子夜11点08分，老娘就此脱离了病痛的折磨，往生极乐净土。
【作者简介】王银泉，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导，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科技史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