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学堂｜孙甘露对谈石川庆：无论文学还是电影，都像登山看风景

对文学作品影像化有直接经验的两人，对彼此的专业性给予了包容和尊重。如石川庆所说，文学和电影一定会有更深入发展的潜力，“文学和电影相互共鸣，相互发展，这种关系我觉得今后不会改变”。

“原著粉”和“改编粉”的纷争，几乎是每部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之后都会遇到的场面，“根本没看懂原著”更是很多电影人被“原著粉”们所诟病的地方。有意思的是，石川庆声称自己应该不会面临这种指控，因为自己就是《远山淡影》的头号“原著粉”。“我比每一个粉丝读的次数更多，对原作者更了解，我有这份自信，所以才能拍出我想拍的电影。”

石川庆解释说，能够拿到石黑一雄的改编授权，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之前石黑一雄已经拒绝了很多导演的邀约，当石川庆的《某个男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时，石黑一雄正在担任电影节评委，机缘巧合之下才获得作家的首肯。在石川庆看来，文学电影化就像是登山，高山上有一面旗，拿到旗帜是文学、电影创作者们的共同目标。“只不过原作者是孤独的一个人登山，而我们是团队和演员一起配合来登山，形式不同，目标却是一样的。和原作者见面的时候，我想要把这样的想法告诉他。”

《千里江山图》的电影创作还在进行当中。孙甘露表示自己信奉“隔行如隔山”，毕竟看过再多电影的观众也只是观众，进入不了导演所擅长的专业领域。如果制作方、导演有意见，大家当然可以交流，但自己不会试图去影响对方。“我觉得在改编这个事情上，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要尊重导演，尊重制片方。”另外，他乐于看到自己的故事以另一种艺术形式呈现，“我倒想看看在导演的镜头前，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部分”。

对文学改编电影来说，“是否忠于原著”往往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石川庆直言，小说是用文字来表现的，电影则是通过影像，两者的表现手法都不一样，这就很难定义怎么才算是“忠于原著”。如果说小说和改编电影都像登山，那么最后看到的风景才是最重要的。“读完这部小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像你到了山顶所看到的风景到底是什么？这才是小说的精髓，也是电影的精髓。在应该改编的时候就要加以改编，作为电影人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共识。”

在孙甘露看来，不要说文学改编，就算是对待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读者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在文学作品当中，一个百分之百的解释其实是不存在的。但这个不是很要紧的事情，不同的理解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分享自己的经验：有时候看完一部改编作品后再回过头去看原著，会发现很多新鲜的细节。这些细节原先没注意到，或者原以为是这样的，实际上却不是，这些都是导演在提供给读者重新看待的角度。如果阅读是通过文字激发想象，那么电影就是导演借给观众一双摄影机的“眼睛”，这是普通读者没有能力做到的，而这也正是看电影的乐趣所在。

孙甘露非常欣赏石川庆的“登山”理论。可能上山有不同的道路，快慢也不尽相同，不管用什么方式到达山顶，“最后看到的那个景观，那个根本性的东西是一样的”，这是读者和观众都需要的。

AI技术带来的冲击，是当下每个行业从业者都在面对的课题。孙甘露秉持一个作家“手艺人”的自觉，表示自己并没有过多关注AI写作之类的讨论。这是因为，写作自有写作的乐趣，如果把写作看作枯燥乏味的事情，那大可以不要做。“不要向机器让渡了这种乐趣。当然，也许你让AI做也有让AI做的乐趣，这个乐趣我还没有感受到，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孙甘露打比方说，汽车当然跑得比人快，但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汽车跑得比自己快而感到担忧，只会考虑谁驾驶技术比较好，或者如何把汽车造得更好来服务于人类。AI同样只是工具或者服务者，而且对AI的应用直接取决于人的提问能力。他以《千里江山图》为例，故事开篇发生在1930年代的上海四马路菜场附近，特别是浙江电影院对面，周边有什么楼房、什么房顶、什么游乐设施，这些时代背景如果缺乏细节的掌握，从AI那里得到的就只能是面目模糊的场景描写。

石川庆说自己对AI技术很感兴趣，是否会应用于影片，要视情况而定。比如片中需要一个窗外流动的云的影像，交给CG公司制作的话既花时间又花钱，AI能不能物美价廉地完成？如果可以，他当然乐于尝试。石川庆认为AI带给电影从业者的是辅助而不是威胁。毕竟，AI技术只能在若干选择当中挑出一个最贴近现实的选项，而作为创作者，要选择的却是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选项，不管其他人怎么想。“要让AI像我们一样进行创作，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两人不约而同提及，艺术创作者不能只是闷着头前行，而要对技术革新、时代浪潮保持高度敏感。石川庆坚信，不管形态如何变化，文学和电影还是会有深入发展的潜力，文学和电影相互共鸣、相互发展，这种关系不会改变。孙甘露则提出，创作者们应该践行“后视镜理论”，要对过去、周边的一切保持有效的观察，如此才能比较客观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