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日晚8时,九三学社优秀社员,我国著名医学翻译家、教授、主任医师王贤才先生,于南昌逝世。很多媒体谈到王贤才先生时,都提到了他的一个特殊“标记”——“双休日”提出者。
王贤才先生在“五一”假期去世,是巧合,更像一份沉甸甸的注脚。历史的时针拨回1995年,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明确当年5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双休日制度,这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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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双休日”的提出,是认识观念上的一个“飞跃”,既要关注劳动者的“休息权”,又要建立全新的消费观念。“不会休息,就不会劳动”、“没有消费,就没法扩大生产”,建立这样的观念,“双休日”起到推动作用。2020年,王贤才在《世纪》杂志发表《“双休日”提案被采纳的前前后后》,文章表示:“现在的中青年大约不会想到,对我们这些从物资缺乏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建立现代消费观念也很不易”。
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当时劳动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的规模很大,绿皮火车上常常站满了“打工人”,人们“挣钱”的渴望比较强烈。王贤才在文章中写道,“一次在政协组织的活动中,我在工地同做建筑的农民工交谈,试探性地问他们:‘每周干5天活,休息两天好不好?’满以为一定能得到他们的欢迎,没想得到的竟是否定的回答,说他们背井离乡,出来就是干活挣钱的,巴不得一天不歇才好,要什么休息”。当时的劳动者对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特别是对消费时间直接影响消费,缺乏深入认识。因此,在当时背景下,提出“双休日”建议,是观念上的重要突破。
第二,“双休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时间保证,使投资、生产和消费可以更好地实现“闭环”。
投资、生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内容,投资促进生产,生产需要消费来支撑,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休闲虽是时间概念,但从消费来看,休闲也是经济现象,产品需要消费支撑的时候,休闲时间就显示出重要性。
“双休日”增加休息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消费,但连王贤才都承认没想到“后劲” 如此之大。全国实现“双休日”后,把“双休日”合理调配,与元旦、春节等法定假日拼接起来,组成3天的“小长假”和7天的“黄金周”,大大促进了旅游消费。
从全世界来看,工业化初期,生产不发达,人们休闲时间较少;当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像法国等欧洲国家拥有很多高精尖产业,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通过增加休闲时间来提高消费能力,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从我国来看,“双休日” 出台的时机很好,正赶上我国铁路和民航事业大发展的宝贵时机。“双休日”对我国交通业和旅游业都起到刺激发展的作用。王贤才总结“双休日”效果时表示,“双休日”的综合经济效益已超过2万亿元。全国“假日办”数字显示:一年里“黄金周”累计的旅游收入是5600多亿元,而“黄金周”中有4天是来自“双休日”的,其收益的六成可以算到“双休日”名下,那就是3360多亿元。“黄金周”期间,日均“进账”42亿元,而从节日商品零售与日常商品零售的比值推算,平时“双休日”的日均进账水平,即使按照“黄金周”二十分之一计算,每天也能产生2亿元的收入。
第三,“双休日”的实施也体现出专家建议和社会管理精准结合的特征。
“双休日”从提出到最后实施,是我国社会治理科学化的体现。王贤才当时提出“双休日”建议,是实地调查的结果。任何政策规定,只有“接地气”,才能被人们认可。对“双休日”提案,王贤才做了很多实地调研,并在调研中逐渐完善想法。比如,在王贤才和一位朋友交流困惑,谈论到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不愿休息只想干活挣钱时,朋友笑了,认为王贤才少说了一句话,要是站在他们角度,“争取干5天活能拿6天工资”,就没人反对了。
王贤才的提案,也体现出专业精神和现实社会对接的精准性。除了“双休日”提案,王贤才还最先提出“银行储蓄实名制”和“火车票实名制”的提案,这些提案都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益于提高社会效率,符合社会期盼,因而最后都得到落实。
王贤才的提案,还体现出眼光的超前性。上世纪90年代实施“双休日”时,我国“总体小康”还没有实现。而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4年GDP总量达到约134万亿元人民币(约20万亿美元)。我国汽车消费快速增长,产业基础雄厚,交通发达,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让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服务业地位越来越重要,“双休日”的价值得到更多体现。
社会治理一头连着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和运转效率,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方便度和舒适度。王贤才的提案,将专家敏锐眼光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实现了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让生活更美好,需要更多像王贤才这样的专家。
(大众新闻记者 周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