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粗略一算花了将近50万。”“不是我不想生，是我怕我把焦虑传递给下一代。”4月14日，在由区卫生健康委、七宝镇、区政协联合举办“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专题协商座谈会上，这些发言令人印象深刻。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政策座谈，而是一场现实压力与公共治理的深度交锋，一次理性数据与真实情绪的对撞探索。
会议伊始，区卫生健康委抛出了一组数据：2024年闵行区常住人口出生数为13,344人，较2016年接近腰斩。这一趋势与全国情况一致：人口“断崖式下跌”已成为事实。
“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生育率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选择，而是整个社会体系在拷问自己。”主持人一语道破了本次协商的核心。
什么才是影响年轻人不愿生育的主因？主办方列出十大影响生育的因素：房价、三育成本（生育、养育、教育）、无人照料、职场压力、观念转变、性别分工失衡、生活节奏、政策激励不足……是哪一根“稻草”压垮了年轻父母？在场的市区卫生健康系统工作人员、区政协委员、基层社区干部、市民代表等70多位嘉宾进行了一场真实而尖锐的意见交锋。
三育成本，是最沉重的一击。一位六年级学生的家长算了一笔教育账：“我们每个月的补课和特长培训的费用将近5000元，一年就是6万，夫妻俩全部收入的一半花在孩子身上，这还没算吃喝、房贷、医疗。一个孩子的支出，普通家庭几乎难以承受。” 一位二孩妈妈也坦言道，生育二孩已是整个家庭的极限，“我不仅要管大宝的作业，也要管二宝的幼升小。不论是生育成本、教育成本，还是个人精力成本，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其次，无人照料，是生育选择的“终结者”。“生孩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帮带。”“老人年迈，月嫂太贵。”不少年轻父母提出，职场与家庭压力叠加，老人年迈或不愿再承担育儿任务，成为重要掣肘。一位年轻妈妈提出，自己想生二胎的最大动力，就是家中老人可以帮忙分担非常多的养育压力。职场内卷，是生育的隐形杀手。生育后是否能返岗、返岗后能否恢复原职等问题影响着育龄职场女性的选择，“内卷”被频繁提及，工作压力、加班文化就像套在年轻人身上的紧箍咒。一高校教师发现，其博士生在毕业时面临是否生娃的选项时，都选择“不”，当就业变成难题，当高等教育群体遇到社会责任与家庭需要的冲突时，“不生”成为当前最安全的选项。观念改变，是最不可逆的变量。区政协委员、上海市七宝实验小学校长王瑾在其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敏锐地感受到，当前生育理念的背后，是两代人观念的转变。她最初接触的家长大多生活在多子女家庭，而目前接触的85后家长基本是独生子女，其间经历了“多生粗养”和“少生精养”两种观念的过渡，而父母给下一代带来的，更多是后一种观念的传递。“我们不补课、不攀比，孩子也能健康成长。如果有可能，我还想生很多个。”一位在场的多孩妈妈的发言引发了两极反响：一边是赞叹“这才是理性育儿的范本”；另一边则是苦笑：“你家真有矿？”她的回应很平静：“没矿。我也是独生子女，只是想让家里更热闹一点。”其背后是一种不被主流焦虑裹挟的价值观，引发着在场所有人对于“理性育儿”和“社会焦虑”的深思。“穷有穷养，富有富养，我非常同意这位妈妈的看法，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为什么要把孩子卷成金字塔尖的那一部分人？”现场一位80后家长提出“家长成长论”，首先家长要成为一个非常完善的、心理素质特别好的人，“三育成本不应是影响生育的主因，物质的匮乏并不会影响我们精神世界的富有。”从生育成本到生育信心，我们缺的可能不仅是钱。一位80后妈妈，也是资深妇联工作者的发言引发共鸣：“我们想拼一个温暖的亲子关系，但能力和沟通技巧却严重不足。不是不想生，是怕生完了，不知道怎么养、怎么爱。”她道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隐形成本”，直指家长的育儿素养。一位产科医生也指出：“不少95后女性拒绝生育，并不是身体不行，而是精神‘先崩了’。”正如另一位教师总结的：“我们逼孩子上课、补习、内卷，却没教他们如何做父母。”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大制约生育的因素中，“政策激励不足”成为整场活动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上海市区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发展处负责人回应了大家关切：“上海市目前出台加快完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社会的若干措施，包括强化生育服务支持、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以及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等四大类12项具体措施。”这次协商会议对于闵行区实施好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努力在推动生育友好氛围、健全人口服务体系等方面多做工作，通过开展儿童友好医院、生育友好医院建设、推进婚孕保健一体化工作、大力开展立足社区、面向家庭的科学育儿宣传指导等，努力帮助群众解决在生育方面的后顾之忧。”这场协商会议，不是终点，而是开始。会议最后的举手统计表明：“三育成本”获得最多共识，被认为是当下生育意愿低迷的首要障碍；紧随其后的，是“无人照料”“生活节奏快”“观念转变”。而“性别对立”虽排在末位，但已逐渐进入公共话语场。这不仅是一场“民意集结”，更是一份“治理提醒”：如果我们不解决养育的系统性问题，让育儿回归常识，而继续推高焦虑门槛，未来的家庭将不堪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