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解放日报 | 张锦枝：财自道生 利缘义取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义与利之间，义为优先级。《左传》《大戴礼记》都有“义，利之本也”的论述，《吕氏春秋》也有“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的说法，《国语》还进一步强调“义所以生利”。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历代注家解读为，义利的对立是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分野。其实，孔子也肯定正当利益，主张裕民富民、先富后教。正如《荀子》所言：“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明清之际，商品流通频繁，造就地方性的殷商巨贾。其中，以晋商、徽商为典型。明代文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洋务运动领导者之一薛福成说：“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亦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

其中，晋商尤为重视契约精神和赏罚分明。大德通票号甚至支持以德入股，规定“伙计勤勉守德满十年，可顶一厘身股”。太谷曹家“砺金德”商号契约则注明：“掌柜若营私，罚没身股，永不复用。”晋商行会制定行业规范，强调“茶叶须足斤足两，掺假者逐出行会”，以集体道德约束维护行业信誉。

相较而言，徽商往往商而兼士、贾而好儒，奉行“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信条，乐于商业互助。“婺源桃溪潘氏”就训诫“商贾虽谋利，然须以义为利”，明令商号利润拿出固定比例用于修桥铺路、助学济贫。《休宁吴氏经商条规》将“义”量化为具体经营标准，规定“一、子孙营商，须持‘忠厚’二字，斗斛秤尺务准官制；二、利不及三分，过则视为不义”。

清代晋商常氏家族在开拓中俄茶路时，恰逢西伯利亚灾荒。常万达暂停茶叶贸易，动用商队运粮赈灾，并免费救治灾民。沙俄政府特批其茶叶免税通关，常家“玉字号”茶行专营俄蒙市场数十年。《榆次县志》称：“常氏以义行商，利通欧亚。”

清末徽商程霖生在上海经营钱庄时，恰逢苏浙水灾。他主动减免受灾地区客户的贷款利息，并捐资购粮赈灾。虽损失短期利润，却赢得“义商”美誉，客户忠诚度大增，钱庄业务迅速扩张至全国。《歙县志》载：“霖生轻财好义，遇灾必赈，商界推为楷模。”

以义为基，利能长久。事实上，明清商业集团的“先义后利”，并非牺牲利益的道德说教，而重在通过制度设计，将“义”内化为商业规则，最终实现信誉增值、风险可控、利益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