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昏迷前救下全车，法院用“法理情”守护良善

千钧一发之际，

司机强忍不适将大巴车稳稳停靠，

用尽全力救下全车52名乘客，

随后陷入昏迷，

处于植物人状态。

司机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

怎样寻求纠纷最优解？

2023年8月，

臧师傅驾驶旅游大巴车，

载着52名乘客从上海浦东出发，

前往江苏盐城游览。

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时，

臧师傅突感身体不适，

视线开始模糊，

他用尽全力变换车道、踩刹车、拉上手刹，

将大巴车安全停靠应急车道，

随后陷入了昏迷。

送往医院抢救后，

他不幸被诊断为脑干出血。

后臧师傅的家人向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人社局认为，

臧师傅危急时刻显担当让人肃然起敬，

但其因病昏迷，

依法不属于工伤认定的范围，

因此未支持相关请求，

臧师傅家属遂起诉至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

多次组织研判，

在调解过程中，

向臧师傅家属释法明理，

解释了工伤认定的法律规定；

同时，考虑到臧师傅突发疾病

是在工作过程中，

且其行为在危急时刻

保护了全车52名乘客的安全，

法官充分肯定臧师傅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

应予以褒扬。

从情理上来说，

臧师傅应得到关联方的补偿或救助。

合议庭了解到，

臧师傅家属还在其他法院

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要求臧师傅就职的旅游大巴公司

支付医疗费、赔偿金等，

于是法官联合该法院共同开展调解工作。

鉴于臧师傅的举动保护了公司免遭损失，

也与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宗旨一致，

法院多次与臧师傅就职的旅游大巴公司

沟通协商，

希望公司可以给予一定补偿。

调解过程中人社局也对调解工作

给予了大力支持。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

旅游大巴公司同意基于人道主义原则，

给予臧师傅家属数十万元的补偿，

臧师傅家属也自愿撤回了行政诉讼。

一、工伤如何认定？

工伤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让劳动者在因工作受到伤害等情况下得到必要的物质补偿。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主要分为工伤和视同工伤两类，工伤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看是否符合“三工原则”，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

视同工伤的情形，主要包括三种，一是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是符合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是符合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的。

法院在判定工伤时，除了上述法定要求外，还会结合工伤保险目的、工伤事故的特殊性、社会伦理等内容进行综合判断，并考虑是否属于工伤排除情形，以凸显法律适用的平等保护。

二、当刚性法律遇上伦理冲突，如何寻找更优解？

本案中，臧师傅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忍着剧痛挽救了52名乘客的生命，行为无疑值得敬佩。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臧师傅的疾病确实难以直接认定工伤，一方面不属于职业病范畴，另一方面也不属于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本案面临的正是情感和法理价值取向的冲突。

对于本案而言，采取判决的方式或许不是最佳选择，我们选择了协同调解路径，在行政诉讼框架下联合民事审判力量、人社部门，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强调臧师傅的举动客观上避免了重大交通事故，保障了乘客生命安全，也为企业规避了交通事故连带责任、运营中断损失及品牌声誉等风险，最终企业主动进行了补偿。

三、法律不仅是规则的执行，更是社会价值的权衡

这起案件的处理，我们一致认为需要兼怀同理心和常理常情，臧师傅的家人需要一个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案，社会公众期待对“平凡英雄”的认同肯定。当法律的边界无法完全覆盖现实的复杂时，法院可以在法律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寻找更具温度的解决方案，积极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法律的价值，在于裁判的结果，也在于对社会风尚的引领；司法的温度，体现在规则的坚守，也体现在对答案的最优选择。真正的公平正义，不止写在法条之中，更应落在人心之上。

当案件在法律与伦理中面临两难时，人民法院选择了一条创新路径：通过跨院协作调解，实质性化解矛盾，以法治方式实现对社会美德的托举。于法，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维护公平底线；于情，通过调解释放司法温度，不让善举寒心；于社会，以兼怀同理心和常理常情的司法理念，凝聚起“好人好报”的社会共识，生动诠释了司法裁判不仅是定分止争的规则之治，更是以人文关怀培育社会良善的价值之治，让正义的实现，深入到每一个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