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是称为“晚”的阶段，都是一个较长的时段，通常政治变动比较剧烈、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有时还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产生，并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普遍故事繁多。中华大地幅员广袤，区域发展差异性很大，晚明上海地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回望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徐光启等晚明上海士人，思考上海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上海文化如何传承？对今天有何启发？今刊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文史馆馆员熊月之在文汇讲堂的主旨演讲《史学大家王圻与隐逸士人陈继儒——晚明上海士人的民本思想与创新开放》节选，以飨读者。
从王圻到陈继儒，加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董其昌、徐光启，这四个人大体可看出晚明时上海地区文人的走向。
汇编大书，关注民生实学为当时新风气
第一，勇于开拓，文化担当。
王圻编《三才图会》《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等大型的类书，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上海地区读书人的风气使然。比如，在王圻之前的陆楫（1515-1552）就编有《古今说海》142卷，里面收录笔记、小说、杂记等，是对过去笔记小说进行分类的第一人。陆楫是陆深的儿子，上海陆家嘴因陆氏家族而得名。他有非常深刻超前的经济思想。
《三才图会》是第一本百科全书式图录类书
张之象（1507-1587）是龙华人，平时讲得比较少，曾任浙江按察司知事，他编《唐诗类苑》200卷，是唐诗分类编辑论述领域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之作。后人研究唐诗绕不开此书。
再如世所熟知的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60卷，是有关农书集大成之作。陈子龙等人编的《皇明经世文编》504卷，最能集中体现上海地区士风、社会发展。
这些士人编书的行为，是对同时代众多读书人脱离现实、不关心社会底层的匡正。汇编大书在上海地区形成一种普遍现象，反映了上海地区文化人总体的文化关怀。图像与史书，都是中华文化积淀的成果，如无人系统加以总结、梳理，就无法在历史流传中得到新的发展，因此在文化建设方面，晚明上海士人承前启后，具有重要开拓意义。
第二，经世致用，民本思想。
无论《古今说海》还是《稗史汇编》，都是眼光向下，联系社会基层。现在经过考证，参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一共24人，都是松江文人。可见，晚明上海士人在经世致用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
第三，视野宏阔，世界眼光。
提到徐光启引入西学时，大家知道在晚明并非只有他一人。《三才图会》中已经用了利玛窦传进来的天文图像和地理地图，这两者此前中国读书人并不知晓。王圻生活年代比徐光启早三十多年，这反映两点：第一，他非常注意了解并吸收新知识，第二，思想非常开放，这就是世界眼光。陈继儒把传教士活动收录进《松江府志》，也是一种开明眼光。
第四，不迂不执，自主人生。
凡是朝代晚期都会出现新文化、新风俗、新气象。王圻做官20年，归乡30年；董其昌仕途45年，实际做官18年，有27年以各种借口隐居从事绘画、写字，占据3/5年份，也因此留下了书画家地位，书画在博物馆传世。通常，董其昌被认为是吏隐，一半在官，一半在学；王圻是半隐，做了一半的官回乡；陈继儒叫全隐或通隐，全隐是从未做过官，通隐是通晓很多知识但不为官。所谓隐，指有做官机会而不去。
江南谋生路多元，心学倡导向内拓展寻找自我
大家是否觉得这三人是特例？不是。晚明时期，不仅在松江府，在苏州府、常州府、杭嘉湖，都很普遍，学术界对此已有专门研究。为什么？
第一，江南富裕，谋生手段丰富。江南地区在宋代已是全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之地了，文人谋生手段相对更丰富一些。第一给富裕家庭做家教，报酬不低。第二编书盈利。明代出版业发达，读书人多，买书人也多，编书、刻书、卖书这条产业链上，每个环节都能挣钱。第三是写东西。写小说、写剧本、写诗、画画，都能挣钱。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就是代表。第四润笔费。世人爱请有科举功名者如进士或文化名人写寿序、序言、墓志铭，邀请去各类仪式站场，润笔费应该也不低。
第二，科举录取率低。明、清两代科举录取进士，实施地区分配。江南经济发达地区读书人多，参加科举基数大，录取率相对就低。有专门研究显示，明清江南考取进士的比例是100取1，有时120取1；内地、边远地区则15取1或20取1，因此就有徐光启做“移民考生”之举。江南发达地方读书之后99%的人不能做官，家里如生活无忧，就去写小说、画画、当老师，实在不行可从事旅游、园林设计、图案设计等。从事技术行业的文化人越多，技术水平也就越发达，文人施展才华之地也就越宽广。
第三，异地为官制度。明清政治制度设计中有回避规定，即异地为官。明朝对待官员比较苛刻，俸禄很低，有时还会被廷杖，缺少尊严。科举中进士能在社会上证明自己具备考取功名的能力，入仕后借口告假也是常事，朝廷也默许。因此，江南不少士人选择隐居。很多时候，江南在籍士绅，比在边远地区当官要舒适得多。
最重要一点，还是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心学主张，任何道理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认定才是道理，与程朱理学不同；心学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修行后谁都可成圣人。因此，像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对于仕途，他们内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思索与判断，虽然“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核心思想，但到晚明时不少士人也明白读书人应该有、也可以有其他发展途径。
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几百年常销不衰
陈继儒所写的《安得长者言》等家训作品，不仅内容仍然很有味道，销量至今不衰。他的经历告诉人们：向内拓宽自己的心灵世界，在其他方面同样可以成就一个了不起的人生。这个思想境界就有相当现代意义了。
晚明时代，你把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徐光启连在一起，会看到他们有许多相通之处，稍加分析就可看出上海地区确实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这与日后的海派文化一脉相承。
对今天的启发：求真实用，开放自信
明代上海地区之所以思想那么开放、文化那么发达，跟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海运、棉、布、盐使得上海这个地方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造成经济相当繁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分工，市场分工越细，社会高度卷入、创新能力就越强，接着就带来了思想的创新。思想创新最突出的几点都是惊世骇俗的。
大家都提到了徐光启很了不起。徐光启指出了中国人不够重视形式逻辑；他还强调开放三要点——开放重要论、开放必要论、开放有益论：国家对外开放对外国有益处，对我们也有益处，互相都有益处，但不开放将造成很多困难，沿海人民都渴望开放。
与开放有关联的就是人们的消费观，提倡消费主义好不好？明代正德年以后，整个江南以苏州为中心，穿衣、吃饭、住房、建园林都崇尚好的、美的，各方面都要强调以人自己为中心，强调物质消费。对于这一反传统文化中的消费观，陆楫专门写文章，强调消费的优点。他说我们家乡又非产特产之地，但人们都喜欢消费，如果大家都不去吃饭，餐厅里饭卖给谁，旅游的人不去坐船，划船的人就失业了，因此消费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就业。
这些消费观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样有系统认识的还是第一人。现在，无论是国内国外讲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无不讲到陆楫。陆楫这种观点与他的学识和眼光有关系。人们明白或者潜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释放出来，很多人没有公开讲出来，但到晚明在各种场合会或明或暗地表现。放到近代来看，海派文化和这些都有内在关联。
徐光启时代天主教的西来与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入有所不同，后者与坚船利炮相联系，而利玛窦时代是相对平等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没有被西方打败的屈辱，因此也没有过于看不起他们，双方处于平视状态。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新知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因为人们受战败屈辱影响，往往忽略了即便战败了，我们也要细心鉴别西方文化的良莠。后来在上海表现得非常突出，现在可以清楚看到脉络是怎么传过来的。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生产、经济等个领域，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开放思想
在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在近代化过程中，最睿智或者最彻底的一个人是冯桂芬。1861年他写成《校邠庐抗议》，提出要办外语学校、要学习西方。他提出最有名的论点跟徐光启是一脉相承的：评判新事物，莫问其出处而只问好不好，好则无论来自何地都学习它，反之就弃之。冯桂芬这个观点在1861年提出来，石破天惊。从王圻、陈继儒、徐光启再到冯桂芬，这是一脉相承的开放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传统。
整理 李念
摘自《文汇报》11月15日第9、10版：文汇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