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任晓 杨成 陈晓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陈  瑜   《文汇报》记者

陈晓晨：现代区域国别学一般公认发端于美国，其背景是“二战”后美国全球利益的猛烈扩张和对海外知识的严重匮乏之间的尖锐矛盾，为此，美国官方直接出面，官方、基金会、高校与智库等并力，形成美国区域国别学的整体框架和组织机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崛起、海外利益扩展，日本的区域国别学也快速发展起来。可见，区域国别学是“大国标配”，服务于国家的全球利益是西方区域国别学兴起的共同背景。

当然，“大国标配”并不是说只有大国才有区域国别学。一些地区大国或“中等强国”的区域国别学也可以因时因势发展。例如，澳大利亚在“二战”后出于建立和维持南太平洋地区霸权的国家利益，建立发展了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历史悠久，建制齐全，教学、科研和智库建设颇具特色，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小国也可以有区域国别研究，例如尼泊尔、老挝等国学界的中国研究颇有声势，冰岛、马耳他等国在小国特别是小岛屿国家研究上有特色。当然，只有大国才具有普遍性的、具有“标配”特征的区域国别学。

这些历史经验表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是区域国别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个定位基础上，区域国别学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建立全面服务国家战略的学问体系，二是建立全面培养“区域通”“国别通”“领域通”人才的办学体系。这就需要我们的区域国别学在功能上必须具有真正的全球意识，不仅面向大国和重要区域，也要面向中小国家和目前看起来“冷门”的区域，既要着眼当下，也要绸缪未来。

任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以及21世纪的当下中国，是区域国别研究标志性的蓬勃时期。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出现分科或不同的学科划分，研究政治现象的被称为政治学，研究经济现象的称为经济学，研究社会现象的称为社会学，等等。区域国别研究与此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展研究，又常常是某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所无法完成的，而是需要多个学科联手完成。这是就总体而言的。就单个的研究者而言，一般需要在某个社会科学学科中受过专门的训练，表现为“学科+地区”的组合，即某一个社会科学学科的专门训练以及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专攻。

杨成：受美国在1947—1953年创生的区域研究学科上坚持交叉、地理上要求全覆盖和价值上奉行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影响，“大国之学”“强国之学”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固有标签，其合理性在于大国、强国要维持国际影响力需要区域国别全球知识的战略支撑。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少中小国家对全球大国、地区强国和周边邻国的研究也极有特色。在此意义上，“大国标配”只是表征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当前我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比以往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世界。在外部世界日益期待中国方案引领全球治理转型的情况下，区域国别学至少承担着以下五大重要功能：一是实学，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国历史与优秀文化传统，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具体实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二是咨政，即通过研究外国来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中国自身并表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国家提供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对外政策的评估以及战略建议，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建言献策；三是咨商，即基于企业的“走出去”需求，为企业提供关于目标市场的全面信息和风险评估，维护我国的海外利益，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质性推进；四是启民，一方面向国内民众普及区域国别知识，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在国际舆论场域积极发声，讲好中国故事，为构建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作出应有贡献；五是育人，即培养具备政治定力、多语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一专双能的国家急需高层次区域国别人才。

任晓：二级学科要不要设，怎么设，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这是一个探讨的过程。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互动、交流，存在着相互影响。文明之间不应有高下之分，它们是平等的。在文明这一问题上，“文明冲突”论有很大的影响，联合国曾确定2001年为“文明对话国际年”。不久前经中国提议，联合国确定每年的6月10日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响应和支持。“文明对话”可算是一种范式创新。

陈晓晨：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服务于和平目的，服务于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与西方区域国别学的根本差异之一。在二级学科中设立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将其明确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外延，最能体现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特性。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就成为区域国别学的突出任务和重要方法途径。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滞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塑造中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国际交流与对话能力不足是主观原因，对参与国际对话的激励不够乃至限制过多是机制原因。因此，要下大力气促进国际交流对话，解放思想，破除不必要的限制。另一方面，要下大力气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实践能力，把支持学生赴海外田野调查作为区域国别学培养计划的“必修课”，着眼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一代支撑。

杨成：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尤其是以美国Area Studies为代表的基于权力等级制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已无法适应以全球权力转移、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构为中心的新一轮全球转型的现实需求。不断创新研究范式成为必然选择。我认为应着重推进以下工作：

第一，强化文明互鉴理念，重建区域国别研究的认识论。在文化自觉的内生动力驱动下，对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理念的知识霸权加以批判和反思，从而基于对多重主体性和多重普遍性的承认生产相关的区域国别知识。只有这样，区域国别研究才不是一个将研究对象国和地区作为客体的单向知识生产，而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共建、共享知识体系。

第二，强化系统认知模式，重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本体论。改变西方主要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战略竞争对手开展研究的传统，实现对外部世界在地理上、领域上和议题上研究的三个“全覆盖”，打通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国别、区域和全球，陆地、海洋和空中，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藩篱，建立对更丰富本体的全领域知识体系。

第三，强化“一分为三”思维，重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超越“非中即西”的中西两分法，不是简单地用中国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面临的区域国别问题，而是在“以中释外”“以外释外”“以西释外”中找到平衡，致力于形成在中国、西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具有普遍性意义和适用性功能、更为客观、更为均衡、更为可靠的新知识体系。

第四，强化数据科学意识，重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数智基础。此前所有的区域国别研究无论中外，都是基于小样本的经验主义研究。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重视发展“新基建”，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学科发展深度融合；必须重视开发“新场域”，将数据科学和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发展深度融合。

任晓：区域国别研究正在中国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浪潮，但区域国别研究并非自今日始。远的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于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即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身的前身），同年厦门大学成立了南洋研究所，都开展对相关地区和国家的专门研究。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批从事对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专门研究的机构以及从事人才培养的系科。近十多年来，主要在教育部推动下扩大和深化区域国别研究，并努力实现“全覆盖”，即无遗漏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开展研究。在此背景下，国内各大学纷纷投入到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中，尤其是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以来，有关的合力正在形成。由于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把相关系科的力量联合起来，因此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或组织体制，正因如此，在中国各大学中，纷纷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院。

杨成：和传统学科主要是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人的活动的一个维度，如政治、经济、社会等剥离出来加以深入研究不同，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始终秉持整体主义的路径全面理解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国和对象地区。因此，每个传统学科内部都有基于单一学科逻辑研究的区域国别领域，如政治学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经济、世界史中的区域国别史，莫不如此。区域国别学既需要从各传统学科获得从理论到方法到具体知识的滋养，又要基于对复杂性和系统效应的承认建立不同的问题意识，进而生产更为综合、更为深入而非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片面深刻”的知识。因此，区域国别学不能仅仅成为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搬运工，不是相关学科知识的加总者。

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具体实践看，区域国别研究更多是一种组织形态，即在特定问题的牵引下，来自不同科系的专家学者组成临时的攻关团队并分别从其自身的学科背景提出研究结论，最终组合为一种马赛克式的学术或政策成果。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理所当然应超越这种范式。目前学术界有两种理念，一是推进以单一学科为核心的“多学科+”，二是旨在超越单一学科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多学科+”。前者相对简单，后者更为复杂和困难。无论采取哪一种范式，都需要走出原有学科的舒适区，都需要以问题为导向，都需要保持对其他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陈晓晨：学科交叉是区域国别学的“灵魂”，区域国别学之所以成学，就是为了构建超越诸多单一学科个体的整体性，达到“1+1>2”的效果。因此，区域国别学建设要以全面系统的思路，克服学科本位主义束缚，积极寻求不同学科、不同方法、不同背景人才的交叉融合，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史这三个学科的交叉与相应方法的融合。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史已经形成了针对各区域与重点国家研究对象的较为普遍的覆盖，研究路径与教学传承已较为成熟。相比之下，在外语学科基础上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推进外国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发展，目前尚有较大潜力，是未来可期的增长点。为此，可以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推进整合已有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基础：“自上而下”建立和巩固区域国别学的独立学科意识，创建跨学科的组织机构，开展跨院系乃至跨校、跨域的教学培养机制；“自下而上”鼓励和推动已有学科主动转型、机构转型、教学目标与方法转型等。

陈晓晨：目前，区域国别学在教学培养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尚未贯通。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内在要求从招生到就业的全链条贯通，但目前除了少数机构的先驱工作外，多数机构尚未打通从组织机构、师资力量、招生录取、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成果要求、评审机制、毕业要求、学位授予、就业工作到人才跟踪的全链条，缺乏与这个新学科相配套的评价机制，这就造成了在各个培养环节都有可能出现的“卡壳”现象。建立与学科相匹配的全链条培养机制，特别是创新评价机制，是解决区域国别学目前集中面临问题的必要举措。

人才是建设区域国别学的主体，是区域国别学长远发展的可持续动力。要努力解决目前区域国别学人才建设尤其是中小国家地区研究遇到的支持力度不够、发表相对困难、晋升通路欠缺等问题。要将创新式科研与创新式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在高校日常教学培养过程中探索“以研带教”模式，开展实践导向、前沿导向、任务导向的“第二课堂”教学，以“卓越科研”带动“卓越育人”，以智库建设带动“智库育人”，培养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下一代区域国别学高层次人才。

任晓：从美国的情况看，它的地区研究（即区域国别研究）是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发展起来的，获得了联邦政府和私立基金会两大方面的助力，持续时间长，底子比较厚，而且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安排，比如国家层面上的立法。国会则根据有关法律的“第六款”进行年度拨款，设立“国家资源中心”（NRCs）赋予其地位并进行相应的支持。冷战终结后，地区研究在美国受到一定的冲击，政府拨款以及基金会资助也出现起伏。但总体而言，美国的地区研究实现了制度化，尤其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学持续不断地在产生新的成果，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我国各大学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有的基础较好，有的较一般。积极性高涨是好事，不过也存在争资源、争“山头”现象，有的“跑马圈地”不亦乐乎。未来我们应坚持科学态度以及耐心和信心，稳扎稳打。

杨成：建议紧紧扣住区域国别学的应用性基础学科本质属性，在实证、实践、实用“三实”逻辑基础上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理论建构。区域国别学要逐步建立起属于本学科的中层理论甚至在长时段内建构元理论，告别“拿来主义”路径。第二，师资建设。打造兼具知识高度、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一专双能的、有实务经验、有国际视野、有跨学科背景的优秀教师队伍，吸引外籍研究人员加入导师组也十分迫切。第三，课程建设。从目前的需求看，设置包括语言板块、区域/国别板块、专业/领域板块、智库/田野实践板块，同时抓住跨学科研究精髓的旨在促成方法论体系生成的核心课程。第四，基础设施建设。大批有关研究对象国和地区的外文图书资料、包含连续信息的海量数据库、博物馆、中外文网站、公众号以及期刊杂志、文库、学会等，都是支撑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