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新书 ｜ 19世纪的中国，美术课上学什么？

传教士来华不仅带来西方宗教绘画并在宫廷内传授西方绘画技法，而且将教授范围进一步扩大，开始在教会学校中广设图画、手工等课程。早在1877年，传教士在华成立全国性学校教材委员会时，就曾计划为不同层次的受众编写学校教科书，其中就包括绘画教科书，“8，声乐、器乐和绘画。9，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植物与动物图表，用于教室张贴。10，教学艺术，以及任何以后可能被认可的其他科目”。

不少教会所办的中小学中也都开设图画、手工课程，如1899年在杭州创办的蕙兰中学，该校共开设主科六门（国文、英文、算学、理科、历史、道学），副科三门（音乐、图画、体育），图画课程作为副科之一列入学校课程范围。随着教会学校逐渐增多，“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数增加到4万人以上”。教会学校中的图画、手工课程在更大范围内开设，图画、手工课程也开始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

年希尧所著《视学》中的部分插图和说明

为何教会学校要开设图画课程？以下两位传教士的言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曾说：“器艺，叶也，圣道，根也；器艺，流也，圣道，源也。”美国传教士浦洛克在《论工艺教育》中称：“吾意中国欲谋国家之富强，欲谋经济之充裕，舍工艺教育无由。工艺之发达，即在从速提倡学校之手工起，此言想无一人反对之者，得多今日通商势力之发达，盖由昔日在学校内注重之起点也。”他还对教会学校的工艺教育做了如下总结：“工艺教育，概分两类：一开化手工，一实用手工。考此两类手工，先后列入学科，为时均不甚久。甚最先者为开化手工，至如实用手工之提倡，不过先此数十年耳。”他提倡通过木工、铜工、陶工、竹工、鞋工、藤工等“操练手眼，利用五官”，以此作为“开知识之第一法门”，并提出“今时稍有开化之学校，未有不以手工为最重要学科，盖知操练该童之手，即与其目、其脑有一致之作用”。

可见，在他们看来，在教会学校中开设图画、手工课程一方面对其传教有所帮助，另一方面是认为图画、手工课程与工艺教育有直接关系，对人的发展和国家富强都有重要作用。

《论画浅说》内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西方绘画方式

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开设图画、手工课程并传授西方绘画技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当时社会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而近代化工业生产新增了对工艺技术的大量需求。振兴工商业必须“通格致、精制造”，因为在实用性相近情况下，审美性就成为商品竞争的重要因素，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急剧增加。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传统美术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已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中国传统美术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追求文人修养或培养工匠艺人，教学内容以技艺传习为主，教学方式主要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在20世纪初新式学校美术教育出现之前，这种美术教育模式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画家，正如唐代张彦远所说，“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

传统美术教育以丰富的内容及特殊的形式体现出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得以承袭和发扬的重要方式。但面对近代工业发展对各种工艺人才的大量需求，就显得有些无力。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教会学校随机而入，开设大量相关课程，培养工艺人才，满足社会需求，我们所熟知的土山湾画馆（见下图）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土山湾画馆室内旧照

关于土山湾画馆的开设情况在很多著作中都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但需要强调的是，它不但培养出了一大批如刘德斋、王安德、任伯年、周湘、张聿光、徐咏青、张充仁等通晓西洋画法的中国画家，而且为西方绘画技法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同时它在教学体制、课程规划、教学方法、考试管理等方面显示出近代学校教育的特征，加速了西方学校美术教育模式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对我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之，在清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急剧转型之际，中国传统绘画和绘画教育都受到了西方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冲击。传教士带来西方绘画作品并在宫廷传授西方绘画技法，在教会学校开设图画、手工课程，甚至开办专门的美术培训学校，向近代中国人展现了一种不一样的绘画和绘画人才培养方式。这些都为在“癸卯学制”中设置图画、手工课程奠定了现实基础。

（以上内容节选自《传承与嬗变——“癸卯学制”与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第一章：近代学校图画、手工课程设置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