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会现场，有委员痛斥“低头族”：“以前不离不弃是夫妻，现在不离不弃是手机”。说的一定不是王安忆。在会议间隙，有代表问王安忆加微信，她摆摆手：“不好意思，我不用微信”。

王安忆的“难打交道”是出了名的，但这句话倒并非是委婉地拒绝。午休时，记者跟着王安忆回房间，一支红色的诺基亚老款功能手机正躺在沙发上充电，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这手机挺好用的，怎么摔也摔不坏。”看着记者惊讶的眼神，王安忆连忙为手机辩解。

没有智能手机，并不影响王安忆获取信息。在昨天（10）上午举行的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中，王安忆分享了自己获取小说灵感的一个方法：“我个人经常会去采访案件，还去旁听审讯。”这不免让人想起她的代表作《长恨歌》，据说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正是源于她在报上看到的一则“当年的‘上海小姐’被入屋行窃者杀死”的新闻报道。

在发言中，王安忆列举了她关注的几个案件，并总结说这些案子在两高报告里提出来，有着完善社会制度的要求。会后有相熟的代表走过来拍拍她的肩膀说：“听你的发言就像听小说。”

在当选新一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之前，王安忆曾经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但回顾她的提案，都是联名附议。“确实没有独立提案。”王安忆解释说，“因为政协的提案是海量的，有些效果不大，反而是一些提案经过论证，我会联名附议。”

提案提交了以后“有没有用”，是王安忆关注的一个重点。几年前，邰丽华提交了关于导盲犬合法搭乘公共交通的提案，邀请王安忆在提案上签名。“后来真的就可以了。”说起这个例子，王安忆显得很兴奋。但也有让她感到遗憾的，比如有多名委员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把江南造船厂原址建成中国工业博物馆，王安忆附议了，但之后此事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并未达成。

至于多年前她附议的设立“全国阅读节”的提案。王安忆自嘲：“其实读书这件事要设立节日是很惨的。”“读书就像日常吃饭、睡觉一样，要设立节日，说明式微到什么程度了？” 王安忆咧了一下嘴角，看向窗外，素面朝天的她，头发一丝不苟。

上观新闻：有人说上海的文化竞争力正在下降，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王安忆：这是没有办法的，上海是经济中心，在经济重镇中，艺术肯定是被边缘化的。你看我们的文化人才都往北方跑，其实北京有好多东西都是我们上海人做的，北京的很多编剧、导演都是从上海过去的。

这不是 “创建”、“打造”就能出来的，而是一种自然的流向。你看北京有那么多民间剧团，但是在上海，一个都很难生存。

什么事情都有成本，像新加坡又安全又发达，国民素质也很强，但是艺术不行，因为艺术需要一个杂乱的环境。

上观新闻：您是上海市作协主席，但也有人说，这些年上海的作家群普遍比较沉默。

王安忆：北京作家是全国各地来的，成分比上海复杂多了，比如莫言是山东的。不过，上海的作者大部分也不是真正的上海人，我出生在南京的军区大院，一岁来的上海。陈丹燕，10岁才来上海，孙甘露、王周生、王小鹰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背景，大家都是带着自己的背景过来的，金宇澄倒是真正的上海人。

上观新闻：您担忧上海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吗？

王安忆：我不担忧。上海有别的优势，上海的民生好，在这里生活有安全感、健康卫生有保证，有秩序。

上观新闻：您觉得上海的精细化管理做得怎么样？

王安忆：在全国范围来说，相当不错。

上观新闻：那写作怎么办？

王安忆：写作是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急不来。

上观新闻：上海话的衰落对上海本土小说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王安忆：北方的作者写作比较方便，普通话里那些丰富的语言都来自北方。

为什么《繁花》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他（金宇澄）努力想创造一种可以书写的上海话。是不是成功很难说，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方言的消失最重要是消失了很多语音，比如上海话是5声，广东话是9声。从长远来讲方言的消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上海方言也有它的缺陷，上海话是一种混杂的、历史很短的语言，音韵很简单，相比之下，广东话音韵特别复杂，广东话、广东歌都特别好听。

在我的写作里，我也在努力摆脱普通话的句式。方言是一种语言的艺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资源，是个很大的仓库，但是由于传达的问题，我们只能用一点点，不能用全部。我们会努力做一些启用南方方言的事情。

上观新闻：有没有打算提一些相关方面的议案？

王安忆：这没法提，这是大势所趋。我那么主张方言，但是我到香港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抱歉，我不会说广东话。”我只能跟他们说普通话，交流一定要用一种通用的语言。

上观新闻：您总说没有办法，这算是悲观吗？

王安忆：不是悲观，是比较妥协，因为这就是一种发展趋势。

上观新闻：其实上海一直是一个主流性的话题，在很多小说、影视剧中，以上海为背景的故事是一个热点。

王安忆：因为上海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代表了人们想象中的中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