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河南大学生小闫“掏鸟窝”被判刑10年半的新闻，一直是本周的热点。自从有人找出此案的一审判决书之后，舆论似乎转向了对新闻报道“严重误导”的抨击之上。

这篇报道的确有失范之嫌，但是说这是“故意误导舆论”，这种主观推定未必妥当。而且，更关键的是，涉及动物保护的刑事犯罪，有其特殊性，往往与普通人的“常识”相悖，易引发争论。

我们不妨从细节分析一下这次“掏鸟窝”的传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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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郑州晚报》于12月1日报道了此案。检索之前的新闻，这篇报道的作者鲁燕，是政法条线的资深记者。但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了呢？

一者，这是非常短的“豆腐干”新闻，连标题只有667个字，而且放在10版的一个角落里。可以推断媒体当初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大新闻”，会引发如此大的传播效应，因此对其处理显得漫不经心。

再者，此案的一审宣判是今年5月，二审时间没有明说，但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旧案，但从“昨天，记者获悉”的表述来看，这篇报道属“急就章”，报道的很多说法迁就了当事人的报料，其中淡化了当事人的主观恶性、客观危害性，应该没有做详细的第三方求证。

第三，《郑州晚报》的最初报道，也不像一些人指责的那样“偏向严重”。目前很多的指控指向的是这则新闻在网络传播中，信息发生的“耗散”和“转向”，原报道媒体不应承担所有责任。

同时，原报道用的标题是《掏鸟16只，获刑10年半》，副标题是《啥鸟这么宝贵？燕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已经点出当事人受重刑的原因是涉及国家保护动物，并没有故意误导。

但坏就坏在报道在网络转载中，同时发生了信息“积聚”和“耗散”，意在“取悦”读者、扩大冲突性，结果就发生了扭曲。比如，网站在传播这一新闻时，几乎都没有引用原副标题所指出的涉及国家保护动物问题；有的网站还在标题中刻意强调了“家门口掏鸟”。

至于有的法学博士拿着3800多字的一审判决书，和这篇667字的报道做“对勘”，指责记者刻意隐瞒这个、刻意模糊那个，甚至连同犯案小王的“农民”身份，未在原报道中点明，也算一大罪状。我想，媒体方面还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忍不住再插一句嘴，这么多拿一审判决书说事的人，有没有发现：此案一审涉嫌超出法定时限了呢？辉县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8日受理公诉，经过3次开庭，直到2015年5月28日才宣判，整整半年。但按《刑事诉讼法》第202条，一审法院至迟应该在3个月内审判。当然，这可能是一审法院适用了《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认为此案属“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上级法院同意延长了审限。至少从用足半年的法律最长审限来看，10年半的重判，也是法院反复功斟酌、权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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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掏鸟窝”案之所以能引发舆论的热议，也与涉及保护动物犯罪的“法定犯”的特殊属性有关——往往是大家以为无足轻重的“劣行”，却可能招致严重的刑事惩罚，之前就有很多人不幸中枪。

法谚有云：不知情，可免责；不知法，不免责。“不懂法”，一般来说不是辩护理由。但涉及珍稀动植物的犯罪，就有其特殊性，它不像杀人放火是“自然犯”。“不杀人”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而珍稀动植物犯罪，却是一个典型的“法定犯”，其犯罪构成依赖于国家的专业管理规定。

哪些动物属于“受保护动物”，要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及国际上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来界定，还涉及地方性动植物保护名录，以及狩猎区划定等规定。这往往涉及专业的生物知识，也往往会突破普通人理解的“守法”范畴。

比如，2004年，河南一村民抓了87只癞蛤蟆，被判犯非法狩猎罪，被拘役3个月。原因是“中华蟾蜍”（并非什么稀有动物，也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田头看到的那种），被国家林业局认定是“三有动物”（有益的、有重要经济价值、有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私自捕捉20只(条)以上构成犯罪，捕捉50只以上属于重大刑事案件。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背后冒汗的感觉呢，想想自己捞过的那些蝌蚪、青蛙？

所以，类似案件一出，就会引发舆论热议。这既说明中国动物保护的科普要加强，也说明“入刑门槛太低”可能诱发的燕隼“选择性执法”的质疑。当然，这不是说这次“掏鸟窝”案里的当事人，不清楚自己猎捕的鸟是国家保护动物，而是说舆论场中的这种“知识落差”的确存在，这并不是媒体刻意误导舆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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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场中出现了“‘掏鸟窝’为何与受贿千万同罚”的质问。这是公意与成文法之间常有的张力，不应用“剪箭杆”的方式来回避。

仅仅从“实证法条”的角度出发，据法条、司法解释以及国家林业部门的保护动物附表，不难查出“大学生掏鸟”，的确可以与受贿千万的贪官，接受同样的刑罚。

但这不妨碍公众对刑事立法公正性的质问：一个22岁的青年掏鸟窝，伤害受保护动物，与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接受贪腐千万元，竟然刑期相同。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立法量刑的正当性，是否经得起朴素的正义观的考验？毕竟法律应该体现公众的意志。

所以，法学界对此案评论，主要不是集中在案件本身的适用法律的错误，而是背后的立法的重刑化倾向。也就是说，不是判不判，而是判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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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鸟窝”一案件引发如此大的争议，是因大环境和小事件的契合而爆发。

从报道本身看，媒体没有意识到这篇“豆腐干社会新闻”的威力，信源核实、文字表述、第三方求证都有不少欠缺，很大程度上迁就了当事人的表述，用了“掏鸟窝”“家门口”等说法；虽然在副标题点明是涉及国家动物，但是在网络传播的“集聚”效应之下，全面的信息被“耗散”了，引发了误解。怎么解决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高速”与“全面信息被耗散”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从大环境说，“掏鸟窝”这类涉及动物保护的案子，属于“法定犯”，犯罪构成依赖于专业的知识，往往超出普通人的“常识”范畴，普通人很难将“掏鸟窝”“逮蛤蟆”与刑事犯罪挂钩。这需要国家强有力的科普、普法，甚至追问刑法量刑的合理性。板子不应全打在媒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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