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国庆黄金周的七天假日，是一年当中难得的旅行或者休息的良机。但对我来说，长久以来并没有什么节假日和工作日的区别，每一天对我来说都一样。

远方，远方！

2007年立秋过后，我辞去上海的工作，把所有家当搬到了北京。然后很宽心地和几个朋友一起，开车去西藏。那两个月里，我毫无目的和企图，司机把车开到哪，我便去哪。一路上转过了神山、饮过了圣湖、看过了珠穆朗玛，还穿越了阿里无人区。

从西藏下来，我们沿着滇藏线开，正好在国庆节的时候赶到丽江。去往泸沽湖的路被大雨冲塌方了，只能绕道走。9个小时以后，我看到路边的格桑花在怒放。转过一个弯，里格岛安静地躺在夕阳照耀下。晚上，烤着刚从湖里捞出来的小鱼，坐在湖边看星星，和刚认识的朋友聊天。

从草海划船，从四川的这一边划到云南的那一边。船桨掠过湖面，荡开片片落叶和水草。湖中央突兀地立着一棵小树。亭亭玉立，不依附任何山石。

那是我第二次去丽江，在那里前前后后，待了差不多十天。我见过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暮合晨离，来来去去。当丽江成为一种精神小资的标志，它成了许多人逃避生活的借口——而当一个人走得太远，他就不再需要比较，也不需要努力。

这让我领悟到，闲散并不是一种什么了不起的本领。人人都会。当一个人不知道要去往何处、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旅行或许是一个堂皇的“避难所”。那些大山大河、大地大海，有着遥远而不规则的曲线，它们延展开来，漫到天边，将人类的意志力稀释和涣散；它们让人只想坐下来，不追究过去、不指望将来，不需要对什么人负责，只要这样随风飘荡就好。

然而所有旅行终有结束的时候。生活在目的地，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恐慌。我突然无比渴望回到都市里面去，想要过一种逆流而上的生活。

重新出发

2011年，经过两年的准备，我再一次辞职，开始系统地学习一门新的学科——心理学。我把所有的家当又搬到了香港。

在香港大学迎新的High Table（高桌晚宴）上，坐在我旁边的本科生问我：“你是哪一年上的大学？” “1996年。”对方瞪着迷茫而又惊奇的眼睛：“啊……那年我才5岁……”

当时我住在沙宣道的港大宿舍，一个人住一个小房间。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行走穿着人字拖依然风风火火的香港本地学生，他们的精力终年旺盛，即使凌晨两三点，也能打开高音喇叭大声疾呼，随时召集起一个煞有介事的团体会议。这是香港特有的“舍堂文化”。

可是我却走出不去，除了每天都有成堆的论文要看、报告要写，年纪和文化的双重差异，也让我仿佛就被困在那个不到5个平方米的小寝室里，不知如何自处。

差不多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认真地、持续地跑步。入学没多久，为了迎接国庆，10月1日早晨，港大学生会组织了一次campus run（校园跑）。港大的main campus（主校区）依山而建，跑步比赛的路线要经过上上下下40度的斜坡、还要穿过陡而密集的图书馆大台阶，在这种堪称越野的非常规的跑步路线里，我竟然获得了女子组第四名，而且前三名都是校队成员。这让我感到万分的开心——这是我在香港获得的第一块跟跑步相关的奖牌。这块奖牌，令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跑步上获得了肯定。

国庆节当晚，我一个人去了湾仔24小时跨境大巴上客站，准备吃过了晚饭就去深圳。

当我坐在车站旁的食肆里，准备吃饭的时候，维多利亚港一年一度的烟花汇演忽然上演了。乒乒砰砰，彩色的烟花腾然升空，绽放出一个又一个绚丽多彩的造型。真正是一碧千里、五光十色。这时，店堂中已经没有什么客人，穿着白色制服、还戴着厨师帽的伙计们也纷纷走出来，站在门口张望。

在我的对面，有一个老人，他和我一样，正在一个人吃饭。闻得声响，他也转过头去看那烟花，手里却还放不下筷子。看得入神了，索性舒舒服服地捧着饭碗，斜靠在坐垫上，一边吃，一边笑眯眯地看着窗外的烟火。

望着他的笑容，我忽然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普天同庆”。

2015年，我从香港大学毕业，重新回到了上海，这个我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的第二故乡。这个国庆节，我哪里也没有去。

《傅雷家书》里有一封信，里面说“磨难人最厉害的莫如unknown（不知）和uncertain（不定）”。回顾2007-2015，这几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在30岁上下的关口，为了破解“不知”于是让生活变得“不定”，天涯海角，四处寻找答案。

到了如今，我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电脑前，写该写的论文，编该编的剧本，不再执着去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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