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屡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言之后，习近平对“西学”的重视也在逐渐展露。

这并不是指其在访美的首场演讲中，谈论海明威与Mojito这样的花絮，或是告诉人们自己曾经阅读的美国小说。在外事场合，谈论对方国家文化同自己个人生活和私人记忆发生的关联，着重的是彰显中国领导人本身的亲和力，以及中国对各国文化的友好态度。

但另一些看似不经意间提及的西学概念，则颇有耐人寻味的空间。

访美首日，在西雅图市为其举办的欢迎晚宴上，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及一个关键概念：修昔底德陷阱。他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这是习近平谈论的至少第二个“陷阱”。不久前，习近平2014年在兰考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全文公开，其中谈及古罗马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

习阐发说，“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将军，有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塔西佗则被公认为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要研究西方古典学，两位都是绕不开的人物。

习拿这两个“陷阱”说话，或许与他的“智囊团”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如今的“头号智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即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起家的政治学名家。

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习本人对此同样具有兴趣，并认同其中的某些启示。举出这两个“陷阱”，不是妆点讲话的“添头”，而是要解决中国内政与外交方面的大问题。

西雅图演讲，并不是习首次谈及“修昔底德陷阱”。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创刊号上登载了2013年11月习近平会见美国伯格鲁恩治理研究会旗下智库——21世纪理事会成员时的访谈，即有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阐述。

针对外界关于中国崛起后将同美、日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反驳称，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对于外界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两次借这一概念予以驳斥和澄清，足见这个概念在外交战略中的分量。有意思的是那句“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无论立足学术本身还是阐发其当代意义，此言可谓一语双关。

如其所言，世界上的确“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并没有直接讨论“陷阱”问题。与之相关的是，《伯》书中，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的原因有这样的论断：“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中国崛起问题被西方关注后，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阿利森最早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借题发挥，称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必然对古老的霸主发起挑战，从而触发世界范围的冲突，犹如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像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一样，两个强国都走向衰落。

这样的概括，即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学界对此亦有批判称，当代意义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曲解了修昔底德讨论雅典斯巴达冲突的本意，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无直接关系。

习近平对这一概念的引用，同样是批判性的。当然，其重心并不在概念的本义，而在于概念的使用——与被建构出来的“修昔底德陷阱”名称一样，“陷阱”所指称的问题，也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崛起中的中国同传统大国间的关系，并不是预设好的此消彼长的“陷阱”关系，归根到底是双方的“事在人为”。

用西学问题对付西方设置的问题，显然是一个巧妙的方式。相比之下，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语境下探讨“塔西佗陷阱”，则是中共在丰富执政的思想资源过程中，对西学的一次有效借用。

因为，“塔西佗陷阱”所阐述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已有直观的呈现；这一条古训所传递的思想，也同中共自身的执政理念能够有效契合。

从这个意义上，“洋为中用”至今还不过时。习近平的治国理政风格中，除马克思主义外，固然有显著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子。但另一方面，从西方古典学中起源的现代政治文明，同样在相当程度上可资借鉴。

至少习近平本人从未表示过，当下中国的治国理政只有中国传统这一种文化资源。恰恰相反，其对中国传统的重视之余，同样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融。

2014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发表演讲时，曾直言“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他称，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

显然，政治文明从来不是封闭的；对执政党和领导人来说，吸收、借鉴哪一方面的政治文明资源为我所用，同样不是封闭的。包容地看待和吸收不同文明的启示，本身就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重要表征。

如此再看习近平在西雅图提到的另几本书，其内涵也就不难领会。他点名表示认真读过甚至“很喜欢”的，包括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以及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在美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的进程中，它们起到根基性的作用。

对这样的“西方民主经典”，过去舆论也有各种声音。如今习近平公开称自己认真读过，至少表明了中共高层的一个明确态度：当然不能全盘照搬，更不能全盘西化。但中国要真正走好自己的路，同样需要认真地看看“别人”在想些什么。

如习近平本人曾说的那样， “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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