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程亚西，今年106岁，党龄81年，经历了新旧社会，我深深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37年，地下党同志来到我所居住的江苏沭阳县化南乡(今汤涧镇)一带开展地下活动。早在这之前，我们自发组织起队伍，以纪宜琛为首，我和任延方等人结为把兄弟，张贴抗日标语，教学生唱爱国歌曲，哪家哪户受到恶霸地主的欺负，我们就去替他出头论理。

之后，地下党员孙廷武（灌南县张店人）来到化南乡与地下党员任延方取得联系，招呼附近庄上几个读过师范高小的年轻人，聚集在任延方家里，孙廷武对我们讲：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平等？难道农民就该穷，卖田地逃荒要饭？难道富人有了钱，就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家里的男丁就可以不去当壮丁？在地下党同志的启发教育下，我的思想觉悟渐渐提高了。

△程亚西在革命年代的留影。

1938年3月，化南乡成立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推选纪宜琛为化南乡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主任，任延方任宣传股长，我任组织股长，程肇惠任后勤股长(1941年与敌战斗中牺牲）。在地下党带领下，我们组织群众和恶霸地主开展多次斗争，集合全乡500多位农民兄弟拿着土枪大刀铁叉同反动势力展开面对面较量，抗日救国队伍从弱到强发展壮大。

1938年秋天，任延方郑重地递给我一张入党申请表，微黄的纸张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正当我准备把填好的入党申请表递交给任延方时，他却神秘失踪了。

这份入党申请表，跟随我一年多时间，开始我把它放在贴身衣兜里，时间久了怕暴露身份；藏在家里麻秆床垫下，又怕家人把它当做废纸丢了；墙缝里也放过，又担心雨水淋坏；高高的房梁上也藏过，又怕老鼠咬坏；甚至看到粗粗的玉米棒子，想办法用刀一点一点把它掏空，把入党申请表塞进空心玉米棒里面。总之，能想到的办法都做过了。

一直到1939年冬，终于见到入党介绍人任延方，我把入党申请表交给他，压在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他对我说，党组织秘密派他去山东学习。没多久，在1940年1月18日，任延方对我说：“一年多来，你在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表现突出，组织上批准你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听到他说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高兴得一下子蹦起来，拉着他的手使劲地晃悠。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发展党员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程亚西（二排右一）在苏北党校学习期间留影。

1940年2月，在孙廷武的动员下，我告别了父母妻儿，到山东参加八路军。白天我们行走在干涸的水沟里，晚上趁着夜色越过日伪封锁线。山东省郯城县码头镇，驻扎着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我分配在教导队当了一名战士，之后任二班班长。作为一名刚入党的新战士，我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八路军的规章制度，平时主动替老乡挑水，打扫院子，借东西按时归还，经常受到表扬。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部队发给我一杆汉阳造老套筒步枪，几颗子弹，步枪木枪托一角损坏，是用铁皮钉补过的。背着枪一路行军，枪托那里的铁皮把我的衣服都磨破了。在宿迁县境内，与顽军接上火，在激烈的战斗中，战士们英勇杀敌。

同年秋，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南下，在洪泽湖一带与黄克诚、张爱萍部队会合，番号改为八路军五纵队，我在三支队八团政治处民运股任干事。我参加过草甸战役，在泾口战斗中，我负责租用民船，运送伤员到益林后方医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八路军五纵队三支队八团改编为新四军三师九旅二十六团，我仍在团政治处民运股任干事，参加过靖江战斗，歼灭泗阳反动小刀会等战斗。

1942年5月，我奉命从部队回到地方，到淮海军分区报到。军分区任命我担任海滨大队独立中队指导员，在初建滨海独立武装中队时，有20多人在一夜间投敌当了汉奸，武装中队仅剩我和通讯员两人。重建武装中队时，我把两个弟弟和10多位堂兄弟一起拉到革命队伍里；在反扫荡的日子里，配合新四军三师十旅攻打高沟；保卫夏收，拔掉范场据点；配合新四军十旅参谋化妆抵近敌营侦察，铲除恶贯满盈的土匪王叙五……

淮海战役中，我担任支前民运营营长兼运营书记。有一天，团长在给各营开会布置任务时，突遭敌机轰炸，一屋子的人被埋在倒塌的屋子里，我们从废墟瓦砾中爬出来，拍去身上的泥土，掩埋好两位牺牲的战友，继续跟随十二纵队，一直打到长江边，解放全中国。

△离休后，程亚西仍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1983年，我从上海电气集团公司离休。离休后，我向青年干部讲党史上党课，到中小学校向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我还担任了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三师苏北分会老战士静安区组副组长，区老战士宣讲队队长。2021年1月，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45位百岁老战士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总书记很快给我们回信。看了总书记的回信，我倍受鼓舞。目前，全国各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如我身体可行，还想给年轻同志讲讲党史，把党的优良光荣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作者为新四军老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