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的从医生涯就是与祖国共成长的。

1930年，我出生在广州一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我父亲一直跟我讲：“你这个人老实，最好学医。”1949年上海解放，19岁的我终于有机会参加高考。我报了三个学校，最后顺利考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汤钊猷2000年工作照。

我深深觉得：如果没有上海解放，没有新中国成立，我是不可能有学医机会的。抱着一种报恩的思想，我从入学第一天就立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做一名好医生！

入党前，我担任中山医院共青团总支书记，一直认为要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作。黄家驷、沈克非等名医大家，都亲自率队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也深深感染着我，“为人民服务”不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而是要用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59年3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我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一年，恰好是五四运动40周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我至今记得，大家很激动，大声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少时经历过战火纷飞的旧社会，亲眼目睹了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场景。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变得奋发图强，振兴中华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标。

听党的话，服从党的需要。我毕业后长达10年时间里，从事血管外科研究。1968年，因国家需要，我开始改行做肝癌研究。当时国家提出来：癌症不是地方病，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其实我内心也是很矛盾的，要从熟悉的领域转到全新的领域，而肝癌是一条鲜人问津的“荒芜之路”，路的两旁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初始的工作谈何容易！

我记得1971年有外国学者收集全球1905年至1970年间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病人，结果只找到45人。来到肝癌领域，我一上手就面临“天天要死人”的尴尬境遇，晚上5分钟死两个病人，我用一个推车推两具尸体到太平间的那一幕，至今难忘。

△1986年主办第一届上海国际肝癌与肝炎会议。

但我知道作为党员医生，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初心就是两个字——救命。

功夫不负有心人，转机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我领导一个小组，解决了肝癌早期治疗的关键问题，由此使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此后，我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并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波珀教授称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由于小肝癌领域的研究，1979年，我荣获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

△1983年与现代肝病学奠基人popper合影。

转到肝癌领域半个多世纪，我看到了肝癌病人的生存期从5年延长至10年、20年、40年……曾经中山医院一个肝癌诊治病区“5年死500多名病人”的绝望，已成历史。我们建立的肝癌转移模型，已有全球200多家科研机构索取这一模型，其中包括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美国宾州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

△1991年汤钊猷主持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开幕式时肝癌长期生存病人大合唱。

1987年，我作为中青年医生代表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人民感谢你们，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邓小平同志说的这三句话，让我倍感欣慰与鼓舞。

△1987年汤钊猷被邓小平接见。

而今我已91岁，可以说快一辈子了，回望自己与肝癌“搏击”的大半生，入党无疑是最高光时刻。因为入党，我立志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因为入党，我立志努力工作，为国争光，认定了这一生要救死扶伤，攻坚克难。

△汤钊猷的入党宣誓词。

时至今日，60多年前入党时的党章和宣誓誓词，我印象依旧深刻。“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它引领我义无反顾投入救死扶伤，也引领我走向了医学科研的高峰。

△汤钊猷2000年获中国工程科技奖，副总理李岚清为他颁奖。

今时今日，我们依旧面临许多医学难题，医学如何惠及14亿人口？需要我们继续拿出高精尖新、多快好省的治疗办法。这提醒我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一切为了病人的道路上，还须星夜兼程，须臾不得松懈。

△汤钊猷2004年获白求恩奖。

人的一生不在于做了几件事，而在于做成几件事。最后我与后生们共勉四句话：严谨进取、放眼世界、锲而不舍、振兴中华。

△2009年汤钊猷和他的学生们。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荣誉所长、第15届、16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