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成“套餐必选”

2008年，进入医院实习第一年，我就遭遇了“医闹”。

18床的老爷爷，中风后恢复得不错，但在某天中午突然不妙。好在经过抢救，转危为安。主治细查了治疗记录无误，估计是输液反应，遂汇报医务处，封存输液瓶留待检验。与陪床的老伴沟通后，互谅无事。

但没想到第二天，患者女儿带了两个纹身大汉冲进了医生办公室。没嚷几句，就话不投机，一个大汉拿着硬邦邦的手包冲着我就砸过来。

第一次见这阵势，我着实被吓得不轻。事后，小组的主治医生安慰我说：“没事儿，外科主任上周刚被砸掉一颗门牙。” 而据医院的保安说，这两位是“职业医闹”，“见过好几回了”。

“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不是已经封存药瓶了吗？为什么不能等结果，该谁的责任就由谁来承担？”我忿忿地想。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见怪不怪了：有挥着挂水的铁架冲进科室的；在病房里烧纸钱的……

而且在“长期的斗争”中，渐渐医闹也有了升级版，变得更有“职业素养”。他们能文能武，文的扮“律师”，见到家属递名片“指点迷津”；武的下手狠，什么物件都能拎来当武器；更有原先从医院离职的保安，因熟悉医院环境，而被“充实”进医闹行列。

在医疗纠纷事件中，医闹参与的比例有多重？

据广东医调委统计，在他们处理的600多起现场医闹中，约五成是因为患方受到了医闹组织的参与、鼓动和策划。

“闹”缘何成下意识的“第一选择”

为什么医闹会成为像套餐一样，成为很多患者家庭寻求医疗纠纷解决的“必由之路”？成为记者以后，我听到了更多病人的心声。

去年，我在某三甲医院蹲点采访，遇到了一位46岁的奶奶。她1岁的孙子患先天性心脏病，不远千里送来上海就诊。最初，她每天2小时车程到重症监护病房探视，但是接到3次病危通知后，全家对是否继续治疗陷入纠结。在欠债近10万后，她最终绝望地将气息微弱的孩子接出病房。

在落脚的小旅馆里，奶奶大声抱怨道，“看医院把孩子折腾成啥样了，看这胶布把孩子的皮都给粘下来了……记者，你说！医院是不是太过分了！他们不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她把所有的病理、单据摆到了我面前。

我建议她先找医院的投诉部门。“医生的治疗与孩子的皮肤损伤，没有直接关系，不能凭感情判断。”我还告诉她，在上海发生任何一起医患纠纷，不论索赔金额多少，只要医患双方当事人自愿申请，都可求助所在区县的医调委。

但她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坏了，我没问他们复印住院的那些文件，他们会不会造假？”当天半夜，孩子去世了，她给我发了短信：“我要给我的孙子讨个说法！”

而这绝不是个例，因为对医院的不信任，很多医疗纠纷，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医务处蹲点的三个月里，我见证了多起纠纷。因为立场和情绪不同、专业知识不对等，医患沟通往往很快升级为吵架，并往往走向死胡同——

患方认为，医院不知从检查费、手术费、治疗费赚了多少，现在病情恶化或人不行了，肯定是医院的责任。

医方认为，不是自己的错，就算病情向着坏的方向发展，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医生不起决定作用。

一旦走上打官司的道路，旷日持久且结果难料。为了“速战速决”，“闹”往往成为很多患者家属下意识的“第一选择”。加上医闹的参与，患方家属的要价往往飙升，并且坚信，“90%的医患纠纷都能找出医院或者医生的问题！”

在这过程中，医护的心态也在扭曲。这个群体渐渐开始懒得争辩，觉得痛苦只有“自己人”才能理解，互舔伤口。面对各类防身讲座，白大褂们纷涌而至。

至于能学到什么？医生们其实也很清楚，“无非来表达情绪！我们都被逼到什么份上了？”

医患双方如何走出“贴身肉搏”

“现在需要厘清的，是真正的医疗纠纷和职业医闹。一味回避，只会让医闹有更多空子可钻。”在一片讨伐医闹的战斗檄文中，一位医生提出警醒。

为了摆脱医患“贴身肉搏”的困境，有关部门也想了一些办法。

2006年，上海试点采用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纠纷。这是一个设在司法局的群众性组织，所进行的调解属于一种公益性活动，不收取费用；患方索赔金额超过3万元并同意人民调解的、医患双方当事人自愿申请的纠纷都可以受理。

一位长期应付医疗纠纷的院方代表认为：“这应该是目前最为有效的方式。”

去年，我曾遇到一对从外地来上海申请调解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孩子在当地医院出生后因外力突发脑瘫，转诊至上海的一家大医院治疗，但后果已酿成，无济于事。

夫妇与当地医院的“谈判”持续近一年，主要纠结在是谁摔了孩子——医院不肯担责任，父母也不承认是自己的过失。后来，他们选择走调解途径，把两家医院一并“告”到了上海的医调委。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真没良心，上海的医院救治了患者，却被当成“被告”。但后来才了解到，其实他们知道孩子的病与上海的医院无关，唯有把上海医院一并“告”了，才能换来在上海调解的机会。

我见到这对夫妻的时候，他们正陪着孩子在庭院里安静地等待。孩子一岁多了，目光斜视、蹒跚挪步、口水涟涟。

选择来上海调解是近一个月的事，因为当地没有这样的选择。出现医患纠纷后，很多人都是去医院闹，但他们“不是那样的人”，“来到这里可以得到更公正的说法”。

所幸的是，目前这样的机制已在全国多地铺开，更多的人将有新的选择。

面对医疗纠纷，国外怎么做？

欧洲一些国家的做法是，医院会为所有的医疗服务入保。一旦出现医疗事故，直接交由保险公司进行责任认定和赔偿，患者能很快拿到应得的赔偿，不需要和医院争执。

这在中国还不常见。尽管上海大部分医院也购买医疗事故责任险，可由于缴纳的保险费“太少了”，因此赔偿额度往往很低。

但是，正如《马太福音》所说，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也许，也只有公正第三方的加入，以及商业保险的托底，才能让医院真正走出“医闹”的困局，让医疗秩序重回正常轨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李宝花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