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姚燧有一首《凭阑人·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写得非常浅显明白，却在古代浩如烟海的思妇题材中脱颖而出。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也是同题之作，“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辞彩华美固然过之，但论感染力度，还是《寄征衣》更胜一筹。它靠的不是技法，而是创意，在解题上，起码比《燕歌行》多想了一层。

“寄与不寄间”的妙处，更在于它刻画了一种微妙纠结的心情，或可比拟这几天文艺界的一些争论。疫情当前，文艺工作者以此为题创作，希望为前线鼓劲，为后方加油。这本是关心时事的行为，但也有人质疑，此类创作有喧宾夺主之嫌。方“民生之多艰”，不寄哀辞，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寄了哀辞，是沽名钓誉蹭热度，甚至是另一种版本的“商女不知亡国恨”。两种声音夹击下，不少提笔欲书者，内心百感纠结。

当然，诗歌有拟代的传统，无论曹丕还是姚燧，都只能描绘想象中的思妇，对于女性的别离相思之苦，是难以切身体会的。时下“禁足”在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其实也和曹丕、姚燧如出一辙，或者说更接近于晚唐诗人杜牧写作《早雁》。当时边民纷纷逃亡，时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的杜牧闻而悲之，作诗以记。在诗中，杜牧用早雁比喻流离失所的难民，除了想象他们四处逃难的凄惨，还进一步建议他们的出路：“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也就是不要急着还乡，不如安居潇湘一带。在那个没有微信微博的年代，难民多半是看不到杜牧这首诗的，而且，即便看得到，一连用了这么多典故，能不能读懂也是个问题。但杜牧这首诗就不该写吗？写了就是为在后世博个忧国忧民的名号吗？

类似题材里，真正有切肤之痛的，大概是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因为安史之乱，杜甫被禁于长安，他的妻子子女则滞留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在长安的杜甫想象望着同一轮明月的妻子在思念自己的情形。她的身边，还有不知离乱苦为何物，却也被牵连深陷其中的孩子。这情形，很像如今因为疫情被分隔两地，甚至生死相离的许多家庭。

至今仍觉得，写苦难，任谁都写不过杜甫的“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人的悲喜总不能相通，这两天，尤让人感慨的是湖北作家方方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场疫情之中，最有资格创作的，也许是任何一个普通人，身在困厄的环境中，才明白苦难的真正感受。

但《早雁》同样是有意义的。单凭“三吏”“三别”，撑不起一部诗史。自古而今那么多战乱灾祸，数万人死去，也许只是史书上的一笔带过。如果没有这些文艺创作，无从保留和知晓普通人的苦痛，无从在历史长河中钩沉出这些拒绝被遗忘的碎片。正因如此，它们才能经过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有人批评音乐人李荣浩为抗疫创作的《同根》水准失常，“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失之粗率，不及以往的“互相折磨到白头”“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风流蕴藉。不少抗疫书画单是应物象形，不见气韵生动，且“象”的往往是同一个形，甚至有抄袭之作鱼目混珠。正如评论家毛时安所说，“关键不在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寄与不寄间”的纠结中，正好给人多想一层的空间和时间。无须着急，更不能懒惰，无论此时创作多少，能传之后世的，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