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在中国政治中常被用来象征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就被称之为红色革命。上海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现场，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因其独特的近代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上海成为中国革命者的聚集地，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革命时代剧。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上海红色文化内涵丰富，“红色源头”特点鲜明。概而言之，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启航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城、革命书籍报刊的中心出版地、中央领导机构的驻在地、城市暴动的试验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策源地、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隐蔽战线的主战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新四军的后援地、反内战第二条战线的主阵地。

第一，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1898年，上海宁波帮工人为抗议法租界侵占四明公所进行了大规模的罢工。1919年上海各界工人的“六三”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1920年，上海产业工人约有30万人，占总人口的20％。而当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这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阶级基础。

第二，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旗帜，催动了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影响了一代人的信仰与人生道路。毛泽东就曾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

第三，上海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启航地。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因幡丸”（InabaMaru）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到1920年12月15日止，两年内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扬帆起航，远涉重洋、联袂留法，其中有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等，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第四，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1920年8月，上海发起组成立，在全国共产党组织的筹建过程中发挥着临时中央的功能。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1949年5月29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2天，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社论《祝上海解放》。社论《祝上海解放》指出：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力量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

第五，上海是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城。

上海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苦心经营的远东基地。1919年8月，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开始积极推动远东地区的革命。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使命之一就是“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东亚书记处在上海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国际已完全将上海作为远东革命的活动中心。8月17日，维经斯基写给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谈到：“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从维经斯基的这封信和东方民族处12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可知上海“革命局”由5人组成，其中3人为维经斯基、陈独秀和李汉俊。

为了加强理论宣传工作，维经斯基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组建了华俄通讯社。为推动远东地区的革命运动，1920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前往上海。1921年6月，马林抵达上海，同期到达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于是，上海作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地位日益确立。

第六，上海是革命书籍报刊的中心出版地。

中共最早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就设在上海。在五四运动前后最早介绍宣传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其中除《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三种都是上海的刊物。另外五四时期上海出版的其他名刊还有《太平洋》（上海）、《新教育》（上海）、《少年中国》（上海）、《解放与改造》（上海）、《科学》（上海）等，也多在上海。俄共代表费奥多尔在报告上海之行时亦赞誉，“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 (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据此而论，近代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七，上海是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驻在地。

中共成立后，上海因其特殊的历史机缘和空间构造，中共中央曾较长时间驻扎于此。1927年春，武汉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二个驻扎地，“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的险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直到1933年。中共中央前后有12年在上海指导中国革命。

第八，上海是城市革命暴动的试验地。

1926-1927年间，中共在上海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从1926年起开始尝试“飞行集会”，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频繁使用，工人、学生、文化工作者都曾不同程度参与，甚至进步外侨亦有不少成员投身其中。

城市暴动与“飞行集会”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的探索之一，此时中共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然而理论准备与实践经验不足。在通过城市暴动以夺取政权的理论实践尝试中，“飞行集会”是其中重要一环，经历了发展、高潮、扩散等阶段，利用“飞行集会”向敌人示威，展示革命力量，宣传革命思想，动员革命群众。然而，“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工运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愿意去研究中国工运的实际，只想生搬硬套外国模式，把革命的中心规定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总是驱使工人群众去孤军奋战，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城市工人起义，一味蛮干，撒传单，贴标语，搞飞行集会，结果导致工人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十余年的实践中，经过血的代价，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这条道路行不通。

第九，上海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策源地。

1922年7月在沪召开的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由陕北来沪，传达毛泽东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与救国会的合作。可以说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起始于上海。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又成为民主党派的集中地。

第十，上海是左翼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

1930年3月2日，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233号中华艺术大学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他们以《北斗》《文学月报》等为阵地，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和推进革命文学运动，起过很大作用，标志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新阶段。“左联”根据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发展的经验，初步制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文学理论纲领，提倡文艺大众化，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组织。

此后左翼文化延伸至左翼剧作家、左翼电影、音乐。1933年3月，成立了“左翼电影小组”和“左翼音乐小组”。中共电影小组成员有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由夏衍任组长。当日本侵华步步紧逼之时，上海进步文化界又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防电影、国防音乐。

《义勇军进行曲》初名《战歌》，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田汉居住在山海关路安顺里11号（今山海关路274号），创作歌词。田汉被捕后，夏衍继续创作，并把《风云儿女》台本交给孙师毅转付导演许幸之。此后聂耳在孙师毅家中得到歌词。聂耳在霞飞路（现为淮海中路）1258号寓所完成了初步的谱曲。

第十一，上海是隐蔽战线的主战场。

1927年11月，周恩来主持设计下，将“特务工作处”扩建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此正式建立。至1928年特科已臻完备，建立起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1928年春，中央在上海举办秘密工作学习班，由周恩来亲自讲授如何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的基本方法。11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织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和全国隐蔽战线的工作。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核心领导者和决策者。

第十二，上海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在上世纪30年代中日冲突逐步升级的背景下，成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31日，来自18个省市的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

抗战前夕，国共两党在面临共同的民族危机的前提下，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秘密接触和展开谈判。上海成为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的里程碑式的会谈地点，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十三，上海是新四军的后援地，是新四军的根城。

上海人民与新四军携手战斗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相互支持、互为依托的特殊关系，开创了城市地下斗争与根据地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新局面。新四军得到上海地下党和人民的积极支援，上海成为支援新四军和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人民参加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的超过2万人。当大量难民涌进租界和安全区时，上海地下党立即成立党的难民工作委员会，先后动员三批难民中的爱国青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共计1200多人。以后，又分批输送爱国青年到苏南等地参加新四军。据荣健生、张达平回忆，从1941年到1942年，通过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经手送往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人员近2000人，其中由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的党员、文化界人士、青年工人、职员、学生约占三分之二以上。

这一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表扬，中央认为“能从日军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

此外，上海人民还在财力、物力上支援新四军。江苏省委还通过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星二聚餐会”，开展捐献活动，工商界捐献的金额计178500余元。还输送和协助采购印刷、印钞、军工器材，以及西药、医疗设备，支援新四军。

第十四，上海是反内战第二条战线的主阵地。

1947年5月，为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上海各高校开展各项斗争，举行了“五四”纪念活动，同时进行广泛的反内战、反压迫、反卖国活动的宣传。5月中旬，上海地区学生举行反饥饿罢课并举行游行，紧接着各高校纷纷响应，同时一起组织宣传队分赴市区向各界群众宣传反饥饿反内战活动。

5月18日，国民党政府为应对学生大规模罢课问题，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这项条例遭到全国学生的强烈反对。次日，上海7000名学生冲破禁令，欢送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晋京代表联合请愿团”，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20日，南京、北平、天津三地的学生分别举行游行，向国民政府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而京沪苏杭地区的学生6000名则以“挽救教育危机”为名在南京举行了联合大游行，游行被国民政府血腥镇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

国民党暴行激起了学生的愤怒，此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成为了全国学生统一的口号，他们继续以罢课游行等行动与国民党不断地进行斗争。期间运动不断扩大，上海地区被捕、被伤害的学生就达到了200多人。

从5月下旬纪念五四运动起步，至6月下旬一个半月中，“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响遍上海、武汉、西安、成都等60多个城市。6月19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国民党迫于各界压力被迫陆续释放被捕学生。

这次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由此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红色文化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底色。对于红色文化的记忆与弘扬，是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坚实根基。全面梳理和宣传上海城市的红色文化，对于今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作者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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