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解放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在朋友处聆听到一位解放上海的功臣——蒋子英先生的事迹，深为感动。机遇巧合，日前，又有机会与蒋子英子嗣蒋任刚先生会面，当面聆听他对父亲的回忆。

会面是在上海第四人民医院的病房进行的。今年八十虚岁的任刚先生摔伤了腿，正在住院。蒋子英先生劝降国民党守军，保住杨树浦电厂、水厂、煤气厂，使上海解放最后一个堡垒的攻克兵不血刃，不费一枪一炮。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和功绩，现在少有人提及，网上有一些记载，也语焉不详，甚至多有错讹。笔者愿以绵薄之力，写下这位值得上海人民尊敬、永志并视作人生榜样的老先生之二三事。

2019年3月，翁敏华教授在第四人民医院采访蒋子英之子蒋任刚先生

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25日上午，苏州河以南地区全部解放，以北还在国民党军队手里。26日，陈毅进城接管上海。听说在解放军涉河北进、包抄敌军、北火车站以西地区都解放了之后，军长聂凤智还是“睡不着觉”，陈毅来到27军军部视察。原来，负责外白渡桥至复兴岛一线防务的是国民党230师“青年军”，代师长姓许名照，带领8000名官兵据守杨树浦电厂等处。陈毅听说了许照之名，反应极快地说：“你们赶快查找蒋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过去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过教授，许照是他很得意的门生，让他做劝降工作。”

当时蒋子英家租住在建国西路懿园，聂凤智的电话直接打到懿园。蒋子英接过电话，听到“我是27军军长聂凤智”的自报家门，马上回答：“我们欢迎，我们欢迎！”问清原委，他一口答应道：“那没问题，我一定尽力而为。”聂军长接着说：“请蒋先生在家等着，我们立即派人来。”随即，蒋子英跟来人到威海路即现在人民公园附近解放军27军总部，见到了聂凤智军长和79师师长萧镜海。详细交谈后，萧镜海师长换上便衣，带上几个人与蒋子英同坐一辆吉普车，立即向北进发。

1960年代初，蒋子英的全家照（前排是蒋夫妇，后排为三女一子）

外滩外白渡桥一带还是枪林弹雨、炮声隆隆。他们在危险地段打出白旗，穿过火线，来到国民党230师师部，找到代师长许照，进行了整整半天劝说，纵论局势，分析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下午，许照终于同意放下武器，并拆除杨树浦三家工厂（水厂、电厂、煤气厂）地下所埋的炸药，使得大上海得以完整、敞亮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由于水电煤没有毁坏，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没有瘫痪，上海人民的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苏州河南北的电话也一直是通畅的。试想，若无此壮举，上海解放不知会困难多少——“青年军”号称“太子军”，是蒋经国过问的军事力量，人员精干，武器精良。解放军在四川北路巷战中牺牲重大，三野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十二勇士全部牺牲在了四川路桥。如果硬打，人力物力的损失也将是惨重的。

解放上海的最后一座堡垒，就这么攻克了。这是大上海的幸事，上海人民的幸事，成立新中国的幸事。

蒋子英为人低调，没怎么跟子女家人详细说过这段经历，蒋任刚先生的叙述也缺乏更多细节。好在其基本面貌，后人还能从《红旗飘飘》《民革与新中国》等书以及《开国大典》等电影中获得。聂凤智军长1979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亦可参考。

我问任刚先生，我在网上看到有资料说，蒋子英“接电话后，很配合地拨通学生许照的电话，进行劝降”，到底是在电话里劝的，还是到现场劝的？任刚先生说，绝对是到现场，与许照面对面地劝说的，网上的描写是不符合事实的。

1936年，蒋子英、许漪云夫妇在北京

“其实陈毅市长了解蒋子英与许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1947年始，蒋子英已在王昆仑同志的影响下参与了筹建‘民革上海分会’，秘密联络民主人士，为反独裁、迎解放而积极工作了。”任刚先生说。

我阅读了任刚先生写的《家父蒋子英简历》，虽则寥寥数行，却也让我读后豁然开朗：蒋子英先生之所以能成为解放上海的功臣，由来有自。上海解放前夕，他也得到过去台湾的船票、机票，他和他的家庭没去。他选择留在上海、留在大陆，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一生，堪称革命者的一生。

蒋子英先生1901年生于向被誉为“教授之乡”的江苏宜兴，家里只有三亩地，种植桃树为生，十分贫寒。他其实已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上面七个都没成活，因此他成了家中长子。蒋家寄希望于这个大儿子，从小就送他去宗祠私塾读书，所以蒋子英的国学底子很好。后来时兴新式学堂，蒋子英也跟随其他几个富家子弟进过常州、上海的新学，还在武进路补习学堂上过学。同行的三四个同学有的英语好，有的数学强，蒋子英则是国文好，文章写得漂亮，就互相取长补短。后来，他想上大学继续深造，家里不同意：靠种桃子和经营一家小糖果店，一大家子人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哪里还上得起大学？蒋子英知道严父之关难过，就先与母亲软说硬说，终于打动了母亲。她悄悄拉他到最后一间暗房，掀开床板，在十几只小甏中摸出一只，从甏里捞出一卷布包，打开是11块大洋。这是全家所有的积蓄了。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要让父亲及弟妹知道，不要乱花钱，要好好学习。蒋子英“噢噢”应答，却对其余的小甏极为好奇。原来那里面都是母亲生育的孩子的胎胞。母亲一共生了13个孩子，根据习俗，生下一个孩子即把胎胞放进小甏置于床板下，说这样有利于孩子的成活成长。母亲认认真真做了，13个孩子却只有6个活下来。

蒋子英怀揣着这11块大洋，学习复习更加努力。这一年，他一共考了三所学校：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厦门大学，结果都被录取，其中数厦门大学学费最低，故他最后选择了厦大。那时候，上海到厦门坐船要四五天，他从十六铺码头坐船时即花了三块大洋，还从一个宁波摊贩处买下一捆咸黄鱼鲞。船上只提供白饭，他黄鱼鲞就米饭吃了一路。他有意于暑假前去厦大，就是想看看有些什么活可干，挣点钱好凑学费。他看到假期中的校园里正在举办各种补习班、预科班，就毛遂自荐上起了国文课，教作文、书法，“没有讲课费也行，只要有口饭吃”。就这样，蒋子英没当学生就先当起了小先生。等到开学，一数，钱还是不够交学费。好在已与校方工作人员混熟，继续让他在学校兼职，以代一部分学费。而生活也还得继续白饭加咸鱼干的旧模式。

1930至1935年期间，蒋子英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学生证 

由于国文底子好，写作出笔快，蒋子英一入学就担任了学生会宣传委员。入学后，正赶上进步师生反对学校封建专制教育的学潮，这就是著名的厦门大学风潮事件，鲁迅先生的文章里也有提及。在欧元怀教授的带领下，蒋子英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参与了整个运动，最后，师生多人被校方开除。可以说，欧元怀是蒋子英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欧元怀，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被厦大开除后，他带领一部分师生来到上海，筹建了大夏大学并出任第一任校长。参与学校筹建的蒋子英成为该校文学院的第一届学生，并继续参加学生会工作，主持编辑校刊《大夏周刊》。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大夏大学作为“学联”的重要力量，组织参与了示威游行及“三罢运动”。蒋子英是其间的一名积极分子，其间他还与倪文亚、黄季陆等筹建“建国学校”，作为宣传反军阀、迎北伐的桥头堡。蒋子英参加国民党后，在上海市党部的领导下工作，其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上海市党部负责人，一位是恽代英（中共早期领袖之一），一位是黄季陆。北伐成功后，1927年初，蒋子英被任命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兼农工部部长，被派往苏州工作。三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清党”，蒋子英持反对态度，还利用身份之便力所能及地救助且放走多名共产党员（其中知名者有熊天荆等），自己之后则选择了辞职去国外，去欧美留学。他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在法国巴黎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6年他回国，任北京朝阳大学教务长、教授。也在此时，蒋子英结识了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北京女子许玉珍，两人不久成婚。结婚时，蒋子英已经36岁，新娘（后改名许漪云）比新郎小9岁。夫妻两人后来共育有一男三女。

抗战爆发后，蒋子英到陪都重庆参加抗日，先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专员、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在几所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蒋子英回到南京，随即定居上海。1947年后，在王昆仑同志的影响教导下，蒋子英参与秘密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分会（时称“民革上海临时分会”）的工作，任政治委员会委员。他与南京民革负责人夏琒英、上海民革的武和轩等爱国人士，联系交往颇多，进行着最终打倒蒋家王朝、迎接解放的工作。

1944年时任教育部部长为蒋子英签署的教授证书

由此看来，蒋子英先生之所以能在解放上海的历史关头作出正确选择，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成为上海解放这一历史丰碑上一个光荣的名字，是他革命人生的一个延续，是他个人成长史走到48岁时的必然。

蒋子英还向蒋任刚说到两个花絮，值得一写。一是，许照的部队本是驻守南京的，4月下旬，南京没守住，奉命移师上海。5月2日，途经上海七宝时，遇到毛森的交警部队，对方乱开枪，不但兵士有损伤，还打死了一起坐在吉普车上的许照的爱妻陶蓉。许照沉浸在哀痛之中，到上海后还曾到恩师蒋子英家诉说悲伤。这恐怕也是其最后作出正确选择的动因之一。

二是，上海解放那年，蒋任刚也有八九岁，已懂事了。5月24日听了一宿枪炮声，翌日一早，胆大的他就趴在懿园住所的阳台上往外张望，看到晨曦中的弄堂地上睡满了解放军战士。睡眠中的年轻战士还按班排连营的编制，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妈妈当时小产睡在里屋，担心儿子危险，就哇啦哇啦叫他进来。而作为大人的蒋子英，肯定也是看到过这一幕的。解放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一定给蒋子英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又安知不是他义无反顾协助攻克上海最后堡垒的一个动因呢？

题图为：1930年，蒋子英赴法国留学时的护照。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或提供为本文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