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接下来的这位演讲嘉宾是一位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探索者。他的校长办公室边上就是教室，所以他每天是听着教学声，有时候是鼓掌声，有时候是争执声度过的。他乐在其中。

我们掌声欢迎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全场鼓掌）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娘肚子里听到解放上海的炮声；出生后16天，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五星红旗。命运使然，我们这代人真的是与共和国同命运，共成长。

回想起来，蛮有意思的。我有很多带着时代特色的标记：新中国同龄人、老三届、下乡知青、77/78届大学生、出国留学生、海归……见证了共和国的坎坷和兴旺，也经历了人生的艰难和幸福。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黑龙江农场“土插队”9年，在英国“洋插队”5年，其余56年基本就在上海了。对老上海的记忆非常深刻，对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更是感同身受。

成年后的我，除了9年多的农场经历，其他时间都在大学里度过，不是读书就是工作。如果从1978年上大学开始，我和大学结缘已经40年有余，在大学的管理岗位上也有23年了，先后担任过三所不同类型的大学的校长，目睹、亲身经历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壮大的过程，深切地感受到一流城市需要一流的教育，教育是国际化大都市成长的驱动力。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也70周岁了。讲讲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讲讲上海日新月异的面貌，实际上也在讲自己经历的故事。

离乡方知这份依恋之情有多深

1969年，我作为一名高中生，到黑龙江的农场。那里曾是劳改农场，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力壮，无知无畏，把艰苦视为锻炼。折磨我们的，是思乡的心情。

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一旦离开上海，才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多么深。这种依恋的心情和没有机会继续求学的失落，以及对前途渺茫的不安交织在一起。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有了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制度，我在农场里面表现努力，年年得到推荐，但年年失败。这里面既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农场领导不放我走等原因。一直到我25周岁那一年，已经到了年龄上限，得到了最后一次推荐的机会。当时我被推荐去上海的同济大学，心情雀跃。可谁知发通知的时候到了，名单上却没有我的名字。这件事对我打击非常大。所以，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对于我们知识青年是莫大的鼓励。

迎考时正值农忙，我白天下地锄草，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偷偷在蚊帐里打开手电筒看书。早上出工的时候，把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写在手上，一边劳动一边看手掌。我参加了黑龙江的初试，在黑河地区考了理科第一名，然后参加了全国考试。考试那天，我们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卡车赶到考场。三天考试，当中的两个晚上，我们借宿当地农民家。晚上没有被子，我们裹着军大衣，蜷在炕上度过。

最终，我以优异考分进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去华东师大是我的第一志愿，我想回到上海。当年和我一起在农场的人，后来也陆陆续续都回到了上海。但是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今天可能是这个城市里生活比较艰苦的人。我们不能忘记城市发展当中这一代人的付出。

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超出想象

第二个故事，我想讲讲我的回国之路。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把我送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从出国那一天起，我就下定决心学成回来报效祖国。1990年我毕业回国，这一年正逢浦东开发开放。

我一回到上海，看到的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家的精气神为之一振。但物质水平上，生活还很拮据。回国不久，我们和上海市商委一起合作研究建立上海商业的信息系统。在考虑上海整个城市建设的地理信息时，我看到规划中沿着南京路，沿着浦东，将有一栋一栋大楼，一条一条商业街。我就问商委的同志：“有能力实现吗？钱从哪里来？”不敢相信这些设想能成真。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了！我有很多英国同事到中国来，都被上海的变化所震惊，而且他们每隔一段时间来，就发现所见又不一样。目睹上海日新月异，目睹上海第一条高速公路出现，第一座摩天大楼盖起来，这种心情，不仅是自豪，还有对上海未来发展的憧憬。有这样辛勤付出的上海人，有这样智慧的上海人，我觉得什么奇迹都能够发生。

一流的城市需要面向未来世界的教育

第三个故事，我想讲讲亲历的教育领域的变化。

1990年我回国后在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实验室，当时校方全力支持，其中有两件最让我难忘的事，今天的青年可能想象不到。

第一件事，是校方破格允许我在实验室里装一台空调，4000元钱。当时大学里没有空调，有时外宾到我们系里参观，看到大家都在没有空调的绘图室、实验室里流着汗工作，感慨“你们太了不起了”。第二件事，是允许我装了一台电话，这在1990年也是享受了特殊待遇。这就是当时大学的条件。但仅仅几年后，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地理系，当时要去滩壁上取样。每一次我们去取样，就会发现周边的景观都在发生变化。眼见一幢幢楼拔地而起。如今我很自豪地对上海纽约大学的国际学生讲，现在你们所在的陆家嘴过去是一片农田。你们所见的一切建筑物的历史不会超过30年。这一点对于国际学生的震撼非常大。这反映了城市的速度，更反映了我们上海人民努力建设一座城市的能力。


今天的教育面临很多挑战，也有很多问题。但是纵观历史，我们一直在进步。从高考制度恢复，到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从高等教育精英化到大众化，应该说我们一直在进步，一直在给予青年学生更多求学深造机会。

1996年，我走上学校管理岗位，看到我们很多实验室都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设备，当时我曾脱口而出“惨不忍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高校里的很多仪器设备绝对可以和世界一流大学的相比。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在硬件方面不短缺了，但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我觉得，缺的是好的教育理念，缺的是我们要实现教育理念的手段、途径和方法，缺的是我们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视野、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教育的变革。

我非常幸运，在我担任两所大学的校长之后，有幸直接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上海纽约大学创建，这是上海唯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学位授予权的大学。我们一半的学生来自中国，一半的学生来自世界8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能够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在中国上海这片土地上学习，接受高等教育，同时让他们亲身体验、感受上海的变化速度，我想，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我们需要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我们需要搭建更多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桥梁。

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有两届毕业生，今年马上要迎来第三届毕业生，我们的学生受到了世界顶级学校的青睐，受到了很多国际企业的青睐。为什么？因为世界的发展，需要一大批这样有全球视野，善于跨文化交流合作的年轻一代。

我们为了中国走向世界，培养一大批了解多元文化，善于跨文化交流合作的中国青年。同时，我们希望培养一大批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的现状，了解中国的发展，愿意连起和中国之间的纽带。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高等教育走过的历程，它不仅是在数量上，在观念方面、质量方面，都处于提升中。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这样一大群热爱这座城市、勇于改革、勇于探索的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会发展得更好、更快。我相信未来我们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能够为我们教育的发展，为教育质量的提升，为一流的大学有一流的教育感到自豪。

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陈蓉：谢谢俞校长的分享。今天听到各位嘉宾的人生故事，我总能联想到自己。比如，我想到了我父亲。我父亲也是老三届，68届高中生。和您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抓住1977年高考的命运契机，我小时候经常追问我爸爸：你为什么不回上海？俞校长刚刚提到了很多知青没有回上海的理由，有一点您没提到。就像我父亲那样，他太早地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就是我的妈妈。（全场笑）1977年，我1岁。我爸爸说：如果我回上海了，你妈怎么办？你怎么办？所以他留在了宁波。当然，因为对这座城市的依恋和爱，把我送到了这里。

【现场提问】

观众：我想请问俞立中校长，人工智能正在迅猛发展，作为大学的高级管理人员，您有没有一种危机感？在不久的将来，大学会不会消失？或者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俞立中：未来5年或10年，人工智能会改变很多东西，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受到深刻的影响，但我认为大学会继续存在，不会消亡，但是大学必须改变。现在，这种变化的趋势正越来越明显。

过去我们一直说大学要传授知识，现在大学的主要任务已经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能力和素养，包括如何学会学习，学会选择，学会独立的工作，学会合作，这都是大学需要承担的责任，所以我一点也没有危机感。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你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并不决定大学教什么，传授什么知识，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和学生沟通，和老师沟通，和社会各界沟通，这个沟通的过程就是大学教育的过程。（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