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医院教授、著名消化病学专家朱无难2019年3月15日去世。

中山医院成立消化科1954年，时年34岁的朱无难被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工作。当时学习苏联，上医的附属医院都改成专科医院。原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后改名华山医院）改为内科学院，原中山医院改为外科学院，新设妇产科医院、儿科医院、五官科医院和肿瘤医院。内科学院包含大内科、肺科（肺结核病）、皮肤科和神经精神病科，其他如消化科、心血管病、内分泌代谢病、肾病、血液病只设研究组，尚未正式建科。

去医院看病的以内外科病人占多数，而在诊疗过程中两科关系密切，需要会诊协作之事很多。例如腹部大手术患者兼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的，需要内科会诊；内科消化性溃疡大出血者需要外科会诊并转院手术。内、外科学院虽然相距不到三公里，在交通工具缺乏，或信息延误的情况下会造成工作繁乱，医生忙煞，病人急煞。

到了1956年初，内、外科学院才被改回内、外科综合的第一附属医院和中山医院。原内科学院的肺科、消化病组、心血管病组、血液病组的大部分医生调到中山医院。消化病研究组的正副组长是林兆耆和李宗明教授，组员有朱无难、俆葆元、夏爱玉、汪师贞、黄宗干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无难见证了中国最早的胃镜和腹腔镜的应用。

在消化病研究组，李宗明教授首先抓诊断工具——胃镜和腹腔镜的应用和研制。医生们用林教授从英国带回的Schindler半曲式胃镜做常规检查。这种胃镜长约50cm，接目端是钢管，接物端是一半晶体镜，可以弯曲，因此称半曲式胃镜。操作时，病人须侧卧呈虾曲状，头尽量后仰不动，相当痛苦，医生们也只在指征明确时才做此检查。

事有凑巧，本院肺科杨献基医生和她的阿公伍特公先生来找朱无难，请朱无难为他做胃镜检查，诊断是否有胃癌。伍特公先生当时是上海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已是80岁的老人，做此检查有不小的风险。朱无难当时举棋不定，正想婉言辞掉。病人和家属察觉了他的顾虑，表示了充分信赖和理解。朱无难只好极其轻柔小心地进行操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他反复从胃窦到胃底仔细检查粘膜时，老人竟然睡着了，检查当然是成功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肝病患者的病理诊断常常弄不清楚，国外已有腹腔镜检查，但进不来。李宗明和朱无难首先萌生自己装配膀胱镜的念头。把一个直的尿道膀胱镜改装成腹腔镜，经修配间师傅帮忙，居然做成可用了。以后朱无难和金慰倜、夏德全等医生合作，进行了近300次检查。1965年，朱无难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91例肝癌的腹腔镜检查》。这也是在上海最早使用自制器械做腹腔镜检查的历史。1961年捷克有位腹腔镜专家名叫Susek，他来沪访问时说要找个地方示范腹腔镜检查。市卫生局选定在中山手术室演示，由朱无难做助手。朱无难说“我们没正规的腹腔镜，临时借了市一医院的一具东德出产的腹腔镜。就这样，腹腔镜开始在上海和全国流行起来。我们医院是当之无愧的源头。”

1955至1959年期间，上医和各附属医院奉中央命令，分出一半教师和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到四川创办重庆医学院，还分出许多医生支援新疆、安徽医学院。中山医院内科教研室由陶寿淇教授任主任，朱无难为副主任之一。消化病组李宗明、徐葆元等人均已调走。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在中山医院内成立，从此，心脏科独立于内科之外。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人有浮肿、肝肿大、转氨酶高，为了避讳，医生称为特发性浮肿、特发性肝大。究竟是什么病说不清楚。要明确诊断，必须采取肝活组织做病理检查。科里原有一根叫Vim-Silvermann肝穿刺活检针，针粗，内有两片刀叶，容易引起出血。国外已有一种叫Menghili的一秒钟穿刺针，容易掌握，很少引起出血。朱无难的一位同行朋友从国外带回一根给他。他马上找到上海注射针一厂的工程师，问他能不能仿制。他说有样子就行。我和他经过几次研究，终于制成了内径1.8mm，成人使用的一秒钟穿刺针。这在临床上也用得很好。朱无难给本院同事刘厚钰（消化科教授）、陈灏珠（院士、心内科教授）、何梅先（心内科教授）等十多位医生都做过肝穿刺，效果都很好。后来他们又研制了直径1.2mm的小儿肝穿刺针。

朱无难教授1920年出生，在抗战期间求学就读的是湘雅医学院。这所学院原本是医学教育家颜福庆于1914年在长沙创办的。1938年日寇进逼湖南时，新任院长是全国著名的内科学家张孝骞，他不肯让学校沦于敌手，毅然将湘雅西迁到贵州贵阳近郊的一个叫石硐坡的山坡上，当地群众都叫它湘雅村。

战时的贵阳，物资十分匮乏，朱无难他们当时那时生活的艰苦程度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一至三年级学生总共100人左右，住在湘雅村；四至六年级学生住在临床教学基地，即沈克非院长的贵阳中山医院里。一年级的宿舍是一大间茅草盖顶的废弃马厩改造成的，学生都睡双层床，经常被跳蚤叮得坐卧不宁。

当时学校里连桌椅之类的家具都极为缺乏。幸亏当总务主任的李启盘医师办法多，他买进大批四条腿的白木长板凳，从当中锯断，在锯端加一条腿，使一只四脚长凳变成两只三脚凳。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条这样的凳子，自管自用。无论是听课、做实验、自修、开会、吃饭、回寝室，都得随身携带。有时敌机轰炸贵阳，听到空袭警报，学生们不假思索地会肩挂三脚凳，手提自管自用的显微镜和上课的笔记到处疏散，逃避轰炸。学生们习惯地把三脚凳挂在肩上，这样一可省力，二可腾出手来派别的用处。

那时贵阳市的发电厂很小，连近郊区也无电供应，到处一片漆黑，学校给每个同学一盏玻璃三角灯，能挡一般风雨，灯油用桐油或菜油。夜间人到哪里都必须带灯，否则只好摸黑。开夜车补功课、看显微镜都得用它。二年级时，人体解剖课压得很紧，白天没有完成实习进度的，晚上就在尸体标本旁边依靠三角灯的荧荧光亮补课到深夜。如果有个非医务人员在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撞见此情景，定会吓得够呛。学校为了保证晚自修两小时的照明，每间教室配备一盏煤气灯，由值日学生负责点灯和熄灯。一生，朱无难都没有忘记操作煤气灯的技术。

当时朱无难是刚读完五年级上学期的学生，在重庆中央医院和陆军总医院做了半年代理实习医生和一年实习医生，才于1946年6月底在重庆湘雅医学院毕业。抗日战争期间，湘雅由一个生活条件优裕的教会性质学院变成一所“流浪型”的学院，师生的物质生活十分困苦，但学生勤奋学习，老师诲人不倦，靠的是精神境界提高，国恨家仇激起的爱国热情，支撑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不怕千辛万苦，也要学好医学。香港大学医学院在湘雅借读的同学也一样，也不泄气，从无怨言。湘雅办学的淘汰制一向严厉，战时也未放松。记得1940年朱无难上一年级，班里有65名同学，到二年级淘汰下来，只剩30个人了。

始于流浪的医学院，朱无难和前辈们为祖国医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978年中山医院消化科正式成立，朱无难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朱无难总说“医学要进步，领头的人要有眼光，能克服困难，敢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