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父母举家迁到上海，已19年了，比我在温州老家生活的日子还要长。

曾几何时，对于被称为“新上海人”，我心底是抵触的，温州人还要往“新上海人”身上“靠”？也不知道为什么，温州人总是骄傲的，喜欢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温州人行事也是高调的，举办的是“世界温州人大会”；哪怕被人说是“暴发户”“炒房团”，温州人听着也是舒服的；若再聊起温州的方言、海鲜与小吃，话语中肯定满是自豪感。也许是在上海待久了，我对“新上海人”的身份已无排斥，偶尔听到别人说起上海及上海人的坏话，总忍不住要澄清维护一下。有同事说我是“蝙蝠人”，既不是鸟又不是兽，在上海以温州人自居，回温州又不太适应，我默然，也默认，不过这个居中的身份，适合观察温州与上海两座城与两地人的关系。

虽然不少温州人很骄傲，但对上海是仰视的。大都市人人羡慕，有温州无法比拟的医疗、教育条件，更有国际化的视野与平台。温州人喜欢往外跑，经商的足迹跑遍世界，可若要择一地定居，上海可能是最优先的选择之一。上海有什么？温州人最心服口服的，可能是“规范”，无论是办事还是经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太多的“人情”束缚。而大多数温州人重人情，或者说“小地方”不得不重人情，若不送礼，不托关系，似乎就办不成事。温州方言中专门有“挈篮子”一词，指“走后门，要提着篮子送礼”。而国企、外企云集的上海，日积月累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这是温州人一直羡慕的，也在努力赶上。前不久，温州市委市政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行“三清单两承诺”，其中便有反对“挈篮子”承诺，要求温州全市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乡科级及以上干部（含非领导职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中央、省垂直管理单位）中层及以上干部、基层站所负责人作出承诺，不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以居中斡旋、提供帮助、与他人合作、打招呼说情等方式，突破法纪规则，妨碍公平公正，破坏营商环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温州人仰视上海，却又有点“看不上”上海人。奇怪的是，原因竟然也是“规范”。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太讲规矩”了。就拿日常交往来说，温州人之间很少“AA制”，即便是第一次见面也讲究情分，吃饭抢着买单是常态。而在上海，“AA制”再正常不过，温州人看来，虽互不相欠，可有点“不近人情”。在不少上海人看来，一些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家多是“野路子”，有上海人曾直言不讳：“你们温州人根本不会做生意，只是胆子大。”确实，温州能闯出一条“温州模式”，让上海人乃至全国人为之侧目，其中少不了“打破规则”，但其中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创业精神，不应该被上海人忽视。同样，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看重“亲”“清”二字，上海政商之间“清”是肯定的，“亲”则需要转变观念，多下功夫。从这个角度看，温州人的“胆子大”与“重人情”，能否与上海人的“守规矩”、“有腔调”中和一下，互取所长。

互相学习，需要加强沟通交流。可喜的是，多年来长三角的一体化，主要是市场之手在起作用，长三角成为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一定程度上是长三角各地企业主、老百姓用脚跑出来的。这个过程中，上海人与温州人交流沟通多了，彼此的偏见也渐渐消除。还记得2003年，有老师来问我为何高考志愿填了北京某大学，而非上海的学校，前排有女生“抢答”：“乡下人终归要考回乡下去的。”我一时语塞。十多年过去，往事听起来恍若天方夜谭，无论是上海人视长三角各地人为“乡下人”的观念，还是长三角各地人对上海人“小家子气”的成见，都已有改变。

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未来，也许能成为长三角的整体特色，并成为“长三角人”的性格——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这些都被温州人看在眼里，敬佩上海人锐意创新、敢为人先。温州人也一改曾经给人“投机者”的印象，在“会做生意”之外，还勇于当改革创新的“探路者”，比如说，温州正以重塑民营经济新标杆、喊响“民营经济看温州”的决心，创建新时代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

去年，上海嘉定区与浙江省温州市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地正科技创新、产业合作等领域探索协同创新发展的和可能性。政府层面互动也许只是一个层面，在更多的时候，两地百姓与企业家之间，在创新氛围、创业性格、市场嗅觉等方面早有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

多少年来，温州人一直全国乃至满世界跑，“跳出温州发展温州”，则发现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是白手起家、不等不靠，闯荡出来的；多少年来，上海集聚了各方面的优势资源，辐射到长三角，仅仅那批“星期日工程师”，就给苏浙多少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播下了创新与发展的种子。这两座“天生”要“跳出来”的长三角城市，有共同的“大视野”，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当下，关于创新与发展，上海与温州肯定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