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讲述的，是一个让人又哭又笑的养老故事，揉杂着相濡以沫的爱情童话和白云苍狗的世事无常。主人公是一对古稀之年的老夫妇。7年前，妻子骤然瘫痪，留给丈夫的，是一条不能不走的“求生之路”——

围困

己亥猪年春节还没过完，何学贵便带着妻子刘素娣去上海闵行浦江社区春田长者照护之家“打卡”了。“滴”的一声，门禁开了，男人推着轮椅缓缓走进。此刻，近一半的护工还在休假，这里显得有些冷清。男人娴熟地把轮椅摆到饭桌旁，开始从包里掏东西。油条、豆浆、小菜、蛋糕，一样接一样。“喏，都是你早上交待的。我满世界找这个老油条啊，你尝尝这回味道对了没有。”男人憨笑着望着妻子，似乎在等一个肯定的答案。

这里是二老新的“根据地”。去年12月1日，偏瘫7年的刘素娣搬近家门口新开业不久的长者照护之家，寻求长期照料服务。丈夫也如同有了“工作单位”，朝九晚五地陪在左右。

刘素娣73岁，脑溢血后遗症让她左边身体失去直觉，但口味还是老样子，“刁得很”。入住后，她极不适应长者照护之家提供的早餐，每天都打电话给丈夫，要求变着花样送酒酿水铺蛋、汤圆、蛋糕、油墩子来。当天买的油条正对刘素娣的胃口。“平时她只尝一口，这次一气吃了不少，看来没买错。”何学贵为自己的选择而得意。

刘素娣的上下肢明显萎缩，是长期坐轮椅的结果。早饭过后的按摩时间，能让她僵直的身体感到片刻舒缓。何学贵手法很灵巧，持续近一小时不停揉动着妻子的腿和手臂，丝毫不倦怠。安顿好妻子，何学贵借故锻炼身体跑去门外，点燃了一支烟。这是他白日里最放松的时段。妻子吃饱喝足酣睡过去，他一个人可以走到街上晒晒太阳，吹吹风，拉伸一下筋骨。“但不敢走太远”，只要刘素娣一醒来，便会第一时间摸手机，给他打电话。

何学贵75岁，看着却比同龄老人年轻不少。他穿棕黄色的夹克，深色休闲裤，外加一双厚牛津底的马丁靴，像个历经沧桑的牛仔。大门口停放的三轮电动车是他的座驾。“时速有20公里，充次电能跑半个上海”。但到了何学贵手里，这车实在“屈才”。“也就骑着它给老太婆买饭。最远么，到过召稼楼，开五六公里。（车）买好几年了，还跟新的一样。”

夜晚来临之前，何学贵来跟刘素娣告别。“我回去了哦。明早要是下雨的话，我就不过来了。”“不来就不来吧。”刘素娣没有二话，似乎在跟丈夫赌气。

何学贵不做解释，轻声退出了房间，转头对着记者，“唉，我敢不来嘛，你瞧瞧，不来是要‘打报告’的哦。”何学贵感慨万千，如同一个失去自由的提线木偶，脸上却写着被需要的满足感。

求生

在照顾妻子这件事上，何学贵从不相信任何人。就连亲生女儿帮忙推轮椅，他也会“嫌弃”对方不上心，难免把老伴磕碰着。“所以啊，但凡有别的办法，我是绝不会让她离开家。”何学贵说。

可刘素娣还是两次住进养老机构。两次，让何学贵饱尝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2012年3月15日，刘素娣过完66岁生日的第5天，忽地倒在了卫生间的地板上。“前一秒还跟我说话，说怎么也够不着莲蓬头。然后就听见咣叽一声，老太婆瘫在那里了。”

是脑溢血，在医院里抢救了足足三天三夜，刘素娣捡回一条命，但以后不再能走路。黑暗日子真正开始。

适应新的生命状态很难。刘素娣说，刚瘫痪的几个月里，她常常背着丈夫哭泣、捶打自己。“很生气，气自己为什么活着，却让两个人都活不好。”因同时患有肾病综合症，每晚刘素娣要起夜七八次，每隔一小时靠丈夫搀扶完成解手动作。

这是对夫妻俩最严峻的挑战。起初何学贵还很自信。“晚上睡觉不要脱衣服嘛，她说要起了，马上就扶，我觉得自己吃得消。”一个月后，何学贵“举手投降了”。连续睡眠不足对他的身体产生了巨大“消耗”，头发白了一片，人看起来也萎靡不振。特别是当请来的保姆也没办法让刘素娣感到满意，搀扶起夜的担子重新落回到他肩上时，他开始感到恐惧：“看不到希望。想起往后的日子，我甚至想到了死。”

当着彼此的面，他们谁也没掉过眼泪。“或许是怕对方先崩溃。”刘素娣说，每次起身，她都尽全力配合丈夫的托举动作，哪怕是徒劳的，也要挣扎着使劲。渐渐，双方形成相对固定而熟练的操作，何学贵甚至尝试“发明”了一个方便躺着使用的手持集便器，“只要她这么一欠身，欸，我就赶紧把这东西衬在下面。好用！一点尿都不会漏在褥子上。”何学贵说。

2014年，何学贵患上了直肠结节，新的麻烦来了，他第一次动了把妻子送进养老院的念头：“很犹豫。做手术吧，谁来管她？不做手术吧，万一我死了，她可怎么办。”何学贵说。手术前半年，刘素娣主动提出，要入住家门口的一家养老院，提前适应没有老伴照顾的生活。

养老院生活“很难适应”，刘素娣说。原先两人在家，面面相觑也是踏实的。骤然离开家，她感到失去依靠。更强烈的感受是，失去尊严，要在一众陌生人面前，承认自己无能，接受自己连独立上厕所的本事也没有。

何学贵的手术约在闵行中心医院，离家20公里的地方。手术前后，两个女儿为了爸的病，每天分别从嘉定、黄浦两地的工作单位赶来照料，耽误了不少事。出院那日，何学贵特地叮嘱，“谁也别来接我，我自己回去。”

当天上午10点，何学贵去医院窗口结清了最后一笔药费，拎着装有病历单和药品的塑料袋，一个人踉踉跄跄走到马路边。他不认识路，问了好多人，勉强找到500米开外的公交车站。

“一上车我哭了。凄凉极了，有哪个住院病人是孤零零一人回家的？如果老太婆没瘫痪，她也绝不会丢下我不管。”何学贵说。

孩子

而今每个周末，两个女儿会带着孙辈来春田长者照护之家探望，有时候待一两个小时，有时只是“点个卯”，看一眼便走了。特别是今年，何家两个外孙都到了“关键时期”。大外孙，刚刚上任的基层民警，昼夜颠倒地忙。小外孙女，即将奔赴高考战场，全家都得围着转。何学贵很满足：“毕竟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各有各的不容易，能来看看足够了，我没办法提更多要求。”这也是妻子瘫痪后，何学贵始终坚持独自照料的主要原因。

重新翻起以前的老照片。

上世纪80年代初，何学贵一家三代、6口人，离开了老西门12平方的房子。“人家都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我们却搬到了浦东塘桥，为了孩子住得宽松。”那一年，浦东最高的建筑是消防瞭望塔，8层24米。

女儿日渐长大，想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何学贵便把塘桥的一室一厅换成了三林的两室一厅。那是1988年，整个三林镇只有一条主干道，遇上公交车对开，两侧骑车的人必须停下来让行，才勉强过得去。

1996年，何家大女儿出嫁。为了婚房，何学贵卖了三林的家，搬到今闵行区浦江镇，换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大的给了女儿女婿，小的留给自己。当时的浦江，能进城的公交车只有一趟。

“别人是越住越好，我们是越搬越偏僻。”何学贵苦笑。所幸两个女儿争气，各自事业有成，也各自搬去了更远的地方。每周的一次探望，是如今孩子们在应付琐碎的工作和生活之余，能尽到的，最大的孝心。

“你这一辈子就为孩子‘活’了。熬到享福的时候，自己却倒下了。”何学贵长吁一口气，拍了拍一旁妻子的肩背。这个曾独自十年为他抚育一双女儿的女人，此刻目光凝滞，沉默不语。

年华

1966年，供职上海南市发电厂的丈夫何学贵骤然接到三线建设的支内任务。那时，刘素娣只有21岁，年华正好。

何学贵一行走得很急。这200多号从华东地区各个电厂抽调出来的干部、技术工人来不及做更多准备，马上就要赴贵州贵阳帮助内地建设、生产。家属们也手足无措，只能大包小包给即将远行的男人们带干粮。

听说内陆远海，吃不到鱼，刘素娣便急急地跑去菜场买回5斤带鱼，骨头煮软后，再炸干搅碎，制成一罐鱼松给何学贵塞进行李包。那是何学贵离家的第一年，谁也不知道，这样分隔两地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

支内职工每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何学贵十分珍惜。可贵阳返上海的火车却总是人满为患，不那么容易赶上。常常眼看火车到站了，门却没法开，如同一只饱和了的行李箱，生怕一旦打开，就再难合上。外面的人只能恳求里面的同志打开窗户，先把包裹扔进去，人再顺着窗框往里爬。“行李在头上飞，人一个踩着一个过，一片狼藉。”何学贵说。

从贵阳站着回上海，两天两夜。下车时，人已经僵直了，脚脖子肿得老粗，行李也被踩得不像样子。可何学贵管不了那么多，卯足了劲冲出人群往家赶。一年不见，家中已变化万千。某次归来，大女儿刚刚开蒙，听到家门口陌生男人的声音愈来愈近，吓得不轻，躲到门后实实在在尿了一裤子。“她已经不认识爸爸了。”何学贵满脸忧伤。

一谈到儿女，何学贵的眼眶湿了。

支内第十年，国家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何学贵坐在回沪的列车上，回想属于自己的朝朝暮暮、沧海桑田。这十年，许多上海家庭在丈夫支内的过程中破裂了。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堪承受而分开的夫妻不计其数，但何学贵和刘素娣挺了过来。那次回来后，何学贵的组织关系调回上海，支内结束了，他从此再没离开过家。

“是我欠她的。十年，那么苦、那么难，她没有抛弃我，还帮我带大了一双女儿。现在她需要我，我得救她的命。”何学贵说。

认命

2002年，何学贵和刘素娣双双从岗位退休。五十几岁的年纪，英雄怎能无用武之地。老两口把能做的事做了个遍：合唱，交谊舞，志愿服务……社区里，样样都要冲在最前头。2007年上海筹备世博会，何学贵和刘素娣报名做社区志愿者。38度的夏天中午，哑着嗓子的何学贵硬生生拔了医院的吊针，跑到街头做宣讲。2008年海峡两岸实现“三通”。刘素娣发着高烧也要乘前往台北的第一次航班。

那是一段黄金时期，他们像惜取青春般珍视每一天。

“或许是我们玩‘疯’了。”何学贵隐隐觉得，老伴的倒下是命运之神敲下的一记重锤，提醒他生命不会一直停在高处。2012年，刘素娣再也站不起来了，对于自由的认知和记忆，永远停留在最后一次远行，两人在四川九寨沟，刘素娣快乐得，甚至忘了老伴还等在山下，只身一人就往黄龙景区奔去。打那起，他们没能再走出上海，甚至连刘素娣最爱逛的南京西路也成了遥远的念想。

日子忽然就变得很糟糕，何学贵说，妻子是个要强的人，连生命的鬼门关她都能挺过来，可坐在轮椅上，她却无数次把“死”挂在嘴边上。唯一能令刘素娣短暂忘却痛苦的，是家门口的一所日托中心。30位常去报到的社区老人里，有一半都坐着轮椅。刘素娣像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游戏、谈天，时间的指针走得很快。有一天，日托中心里来了小学生，他们一个个举起稚嫩的双手为老人捶腿、捏背。一下一下，拿捏着力道和分寸，陌生的人仿佛成了最亲的人，把刘素娣惹哭了。当天晚上，她紧紧拉着何学贵的手，“不死了，不死了，我还是想好好活着。”

老照片里，两个人总是双手紧握。

不久前，日托中心因故停止营业，刘素娣和家人商量好，第二次住进养老机构。何学贵说，这一回，是他主动提出的。妻子入住了春田长者照护之家，就意味着他可以不用照看24小时，“至少能睡个安稳觉了，兴许还能活得久一点。”

冬日的上海阴雨连绵，刘素娣总是会感到筋骨疼痛，“身上不舒服，还想吃口好的”，记者在场的时候，她提出让丈夫买珍珠奶茶回来。何学贵没有二话，转身就奔大门口去。

“累吗？”记者问。“不累！”何学贵答，“我现在每天都能睡个好觉。白天她差遣我，也是让我出来活动活动。挺好，出来动动，有利于身体健康。”

“我必须得健康。我得死在她后头。”何学贵抻了抻胳膊，跨上了他明黑色的小三轮车。

何学贵出门后，刘素娣独自看起了电视。她偷偷告诉记者，她现在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