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淮海中路上的淮海坊离我居住的陕南邨不远，后门出来沿南昌路往东，至茂名路拐弯口第一家就是淮海坊。写有“淮海坊”三个正宗颜体字的门匾，是一个精致而内敛的上海梦的里子。这是老上海典型的“新式里弄”，不过这个“新式”指的却是1924年，比利时普爱堂在此投资建造3层砖木结构，共199幢楼房。我中小学有好几位同学就居住在这仿法式的住宅楼里。

一次，我去拜访中学同班的刘同学，傍晚，踩着木质楼梯，从淮海中路走进去，仿佛穿越到民国，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她热情接待我，一杯咖啡冒着热气，缕缕弥漫，整个屋子被熏得香甜。我们俩聊了很久，她还带我参观了住房，它采用统一的样式与规格，行列式布局，总弄和支弄结构明确，有大面积整齐的双坡屋面和统一的清水红砖墙面。“淮海坊”当年还叫“钱家荡”，在这里你不用担心迷路，因为处处都是“一路到底”；在这里你也永远找不到路，因为除了门牌号，所有房子都长一个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这便是当年老上海不变的样子。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好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是都市里难得一见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观。

记忆就是一条流淌着尘埃的奇怪小河，它清晰又模糊地存留在我的脑回沟里……记得清晨醒来，有小孩在哭，有老人们在巷子里聊天，有老妇人挎着篮子去买油盐酱醋，“爷叔”在自家小桌子上剥豆拣菜。中午，老伯伯搬着躺椅打午觉。晚上，老爷爷在家门口翻阅着当天的《新民晚报》。清脆的自行车铃不时在弄堂里飞过。不变的是那棵枇杷树和在门口拣菜的老阿婆。

如今的我，不时骑着自行车穿越淮海坊，寻找着儿时的记忆。

随着市政建设，这里被拆除了几幢老楼，但是剩下的其他每幢楼房里，依旧有人生活着。一些名人故居并未对外开放，我们只能在门口望着说明牌，这才知道，此地曾经住过谁。虽然有些许遗憾，可我更喜欢这种“活着的纪念”——依旧有人在里面延续着生活，这似乎比摆设成专供人参观的故居更有意思。几十年前的传奇，为淮海坊添了一份神秘与厚重；几十年后的寂静，却幸运地让它保留了生活的气息。

漫步在淮海坊，里弄里的老人对于我这个拿着大块头单反相机，时不时停下来拍拍这、拍拍那的外来人视若无睹，既没有热情邀去喝杯茶，拉着谈天说地，也不会用防备的眼神注视我，依旧喝着他们自己的茶，不打扰人，也不想被打扰。于是，我得以以最舒适的姿态，完成对淮海坊的窥探。

喜欢新式里弄，相对于老式里弄的逼仄狭窄，它更加宽敞明亮；相对于豪华洋房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它更加平易近人；相对于田子坊之类改造后的“小资”与喧嚣，他依旧静悄悄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这话有点夸张，却也不无道理。民国时期，这些并不能算豪宅的楼房，是很多文艺界大师、商贾巨富、军政要员的栖身之地。巴金、徐悲鸿、周建人、许广平、徐悲鸿、竺可桢、胡蝶等都曾在此留下生活的印迹，留下传说故事。199幢楼房，几乎一半的居住者都是那时的风云人物，对在此居住的其他人，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上海人生活的弄堂，曾是这座城市最接地气之处，是上海市民生活的摇篮。黄裳曾在《琐记》中回忆：“当时巴金住在霞飞坊（今淮海坊），他家来往的朋友多，简直就像一座文艺沙龙。女主人萧珊殷勤好客，那间二楼起坐室总是有不断的客人。……萧珊有许多西南联大的同学，如汪曾祺、查良铮、刘北汜也不时来坐。谈天迟了，就留下晚饭……”

记得那年，淮海坊走出的女作家唐颖要“在淮海路捕捉青春回忆”，于是，我饶有兴趣地参与。那天，众人从国泰电影院出发，沿巴黎春天（淮海店）—淮海坊—南昌大楼—人民坊—老大昌（瑞金二路店）—上海市第四聋校—原东正教圣尼古拉斯教堂—孙中山故居，再到南昌路—复兴公园，最后一直“荡”到思南书局。我们一路浩浩荡荡，来到小说《初夜》中男主人公海参家的所在地。淮海坊一栋栋新式里弄房在读者面前展开。唐颖这样解释“阿飞街”的得名：在与淮海路相邻的街区，也是曾经的上海最富足的弄堂里，有一群个性张扬、活泼多姿的女孩，因打扮不俗而招致污名，使这个街区有了个惊世骇俗的称呼。“我的文学地理与上海的城市历史重合了”，唐颖说。

如今物是人非，只有这些房子还静静伫立在路旁梧桐树的绿荫下。虽然处于闹市，只要一走进弄堂，却是鸟语花香，林荫夹道，顿时将外面世界的嘈杂统统关在弄外了。这一排排红砖墙的房子，倒像是历经了岁月洗礼的迟暮美人。周围环绕着的喧嚣，又仿佛像世俗的影子笼罩在她的身旁。隐藏于繁华的深处，是最真实的上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