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令光的船队是被突然而起的大风逼进洞头后垄湾的。这一光顾后，“不离不弃”二十多年。这里三面环山，港深流缓，一旦洞头洋上刮起大风，船只就会急急忙忙地奔向这个避风港。唐宋至清，历经千年，后垄湾一直是温州沿海最佳避风港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后垄湾诞生了温州的一家国营造船厂，一切都与船的来来往往而生生不息。

一直到2011年秋天，吴令光的名字才正式走进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范畴。

在日本大学者松浦章所著的《中国的海贼》一书中，吴令光被定义为温州地区第一个“海贼”。也难怪，当年写历史的人吃的是官饭，那些“敢为天下先”而闯荡风浪的“海商”，一旦不为官府所主宰，也就成了他们眼中的“海贼”。

唐天宝三年（即744年）一月，“海贼”吴令光在温州沿海集合队伍，冲击台州、明州（宁波），唐玄宗命令南海太守刘巨麟率军前去讨伐，朝廷的军队很快就捕获吴令光并处死了他。日本学者推测，吴令光的后裔并没有离开大海，他们很可能一直定居在浙南沿海，世世代代沿袭着“海贼”或“海商”的行当。

现在，我们根据点点滴滴的研究成果，将合理的推测与想象，发挥到合适的空间。

吴天真崛起在蒙古人建立大元王朝之后的十三世纪末，此时，海上贸易得到了恢复发展，由此带给有强大海洋基因的吴天真家族更多发财的机会，而吴天真本人也成就了吴令光后裔中出类拔萃的“海商”。

40岁的吴天真最钟情的买卖是，将温州路（元朝在浙江设有杭州、绍兴、温州、嘉兴等行政区，成为“路”。1293年4月，元朝在温州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内外贸易）出产的青瓷运往明州（宁波），又从明州将北货高丽参、布匹、中药运往温州，有时候还会捎带来自高丽（朝鲜）或日本的僧人，到温州参学或者修行。

北上明州，用的是小船。风浪大的时候，船上包装青瓷的木箱偶尔会被震荡得裂开，包裹青瓷的青草扁平而硕长，还很鲜嫩，正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天真会在某个深夜借助月光细细打量手中的某只瓷碗或者高大的葫芦瓷瓶。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吴令光是否运输过瓷器。他能够看到菊花梅花、孔雀鸳鸯、牡丹莲花、云龙游鱼纹饰的扁壶、瓶、罐、盘或碗，觉得自己几乎就是生活在太平盛世，不需要去烧杀抢掠。当然，他预测不到手中的这块“饭碗”经过700年时光的沉淀和一道道贩子的收藏与传递，到2018年的春天，在纽约、伦敦、香港或者北京的博物馆里已经价值连城，甚至是无法估量的“国宝”。

帆船在海上航行了一整天，就来到了瓯江口。照例要在温州城卸下一些货物，再补充新的快件。吴天真的船队要在东门码头上岸。

1988年4月，在后垄工地上出土的元代龙泉窑菊花纹瓷碗

其时，“郭公山造船场”一直是宋元时期全国十大造船中心之一。天真当然清楚，这里每天要出厂一艘大船呢。于是，浙西出产的巨木从瓯江奔流而下；福建产的桐油从瑞安城经水路运达；特别是熟练的工程师队伍，也会从福建和广东一带延请而来。近万人日夜不停地忙碌在造船工地以及为造船服务，一盏盏充气的油灯把吴天真以及伙伴的脸庞照得通红。那是一个怎样的人山人海的集市？

他们来到一个叫做“阿财瓷铺”的瓷器商店，店家是泉州人阿财。阿财叫天真为“土匪”，大概也是看中他运输的货物一路畅通，遭遇不测时，这个“土匪”会以命搏命，全力保护货物安全。因此，在讲闽南话的福建商人眼里，“土匪”一词基本上属于褒义。

“土匪”问阿财，要到永嘉桥头窑去看看，为何不带路？

阿财说，带你去看了你也做不了瓷器，干脆就不用看了。

在泉州商人阿财的眼里，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造瓷过程，分别有：采、练、淘、浸、筛、晾、压、垫、装、封、烧、冷、拆、取等等繁杂的手艺。每个过程都需要巧夺天工之手，如果某一道程序少了一位巧匠，那么，最后的成品可能就是废品，就要被废弃在荒山野岭，让他承受百年孤独。

所以，一度兴盛的“瓯窑”最终也在温州地面上失传了。那些传说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用瓷石和高岭土锻造出来，再描之以花鸟山河、淑女猛兽，经过几天几夜的柴火连续堆积出2000度高温而“明如镜，声如磬”、一派天空蓝的元青瓷，几乎就是上天溅落到人间的宝物。

在青瓷面前，“土匪”如吴天真者，亦谨慎得一如尼姑。

在他20多年闯荡大海的生涯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航程，是运送瓷器。瓷器一直是唐朝、宋朝、元朝海上贸易中最具风险，也是获利最大的买卖。与瓷器相比较，茶叶就是一把烘干的树叶，丝绸也不过是女人手中的一块细布。即使拥金带银，也未必能够买到顶级瓷器。

因为不是皇家钦定的官窑，这就赋予了仿造龙泉瓷的温州青瓷以勃勃的生机，可以深入平民百姓之家，当然，其中的精品，也会通过吴天真们，集散到明州，然后再由明州出发，北上高丽、日本，或者南下南洋、阿拉伯。

就在这个山坡下，发现了50多件元代青瓷器具

而与洞头结下不解之缘的“海商”吴天真，究竟是不是洞头人，最后又死于何年何月何处，松浦章在《中国的海贼》一书中根本没有提及。

一直到1988年4月，在今天洞头区东屏镇后垄村的一处山坡上，原温州市第三制药厂的一个建筑工地正在施工，工人们偶然挖到几件“文物”，便发出欣喜若狂的呼叫，随即请来当地文管所官员加以“发掘”，进一步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一举挖出50多件青瓷器皿，内藏莲瓣盘、菊花纹碗、高足杯、菊花口盏、月梅纹碟、团菊纹盘等一度热销海外的商品瓷。这些商品瓷被埋藏在两三米深的土层里，码放得十分规整，你可以大胆想象，也许就在700年前的某一天，在一个酒肆里饮酒作乐的吴天真，酒醒之后，风突然停了。伙伴们便要拉着他急急忙忙出海去。而在他就要离开后垄港时，将一箱子的青瓷偷偷掩埋在山坡上。希望自己很快就能回来，带走这些宝物。

而吴天真这一走，再也没有能够返回后垄港。

2010年前后，经北京专家鉴定，50多件青瓷被重新估量文物价值，其中两件龙泉窑出产的“菊花纹瓷碗”被收进了温州博物馆，成为至今为止温州海上瓷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自然是镇馆之宝。

因避风而热闹起来的后垄港，无意之中成了“温州瓷路”的一个支点。而围绕着“洞头”这个更大支点的研究与探寻，仍然没有揭开面纱。更多“惊天传奇”也许还埋在土里、埋在深海之中，等待着人们用现代科技，把他们轻轻唤醒。

题图为1980年代的后垄湾，几次围海后，仍可见港湾的避风条件十分优越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