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将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根据会议精神要求，正确理解这一重要论断，我们必须立足长期大势辨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清当前形势，认清我国长期向好的发展前景。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但世界经济仍处于疲弱复苏的艰难进程。从经济周期角度看，未来几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库兹涅茨周期以及朱格拉周期等3大周期均处在低谷阶段或者初期上升阶段，这也决定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此时，各国寻求技术变革、制度创新、规则重塑、市场拓展的努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愿望更为强烈，世界经济格局也将因此呈现出急剧变化，局部的对抗与联合、各种借口的冲突与合作也将不断发生，这是中国发展所处的长期大势。在此背景下，虽然国家间的竞争和摩擦时有发生，但中国一贯奉行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并用30%的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证明了中国发展的实际意义。事实胜于雄辩，只要发展始终是世界各国永恒的追求目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发展联系绝不会渐行渐远，反而是更加紧密依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享发展程度也将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从大势上讲，中国之所以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其根本就在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其它国家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的国家独享性削弱，共享性增强，客观上带来了持久性的结果。实践中，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援非策略的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等战略性产业向外延伸，中国经济可以借此进行重大结构转型。而这种转型红利的释放，必然会渗透到其它国家和市场，实现中国红利的全球共享。同时，随着沿线国家发展红利的不断积累，其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市场的逐渐成熟，又反过来为中国带来全新的机遇，由此形成为彼此构造机遇的良性互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中提出的那样，“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利益，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之所以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也在于我们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必须看到，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增速换挡期。虽然这个阶段较前期增速呈下降趋势，但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并没有陷入低速增长通道，增长速度仍旧长期处于中高位水平，增长的内在潜力仍旧很大。今后来看，受外部环境影响和国内高质量发展的约束，增速还有可能回落，但庞大的内需基础和经济发展的迂回能力，中国经济增速具有完全的可控性和稳定性。

与此同时，伴随着从高位到中高位的增速转折，未来的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结构日益优化、质效更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过去2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共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积累，这种粗放增长模式注定不具可持续性。有研究认为，自2008年以来，我国出现出就业参与率低、投资边际产出递减、创新投入不足的显著矛盾，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拖累经济发展质量。经历了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促进科研投入增长，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趋势。研究表明，2001—2015年间，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持续增长，全国平均创新驱动效应（ET）预计在2020年左右越过门槛值0.4017，届时依赖于技术投入的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此我们坚信，供给侧改革作为一项长期的、持续的改革，其必定会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中国之所以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还体现在国内积蓄了巨大的发展潜力，这在将来会逐步得到释放。从今后看，中国的广阔市场空间以及改革的深入推动，都将成为推动持续发展的优势因素。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基础，10多亿人口的市场需求将在未来实现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急速升级。这种经济特质不仅有助于抵消外部风险，是我国经济韧性的主要表现，还对于未来的互联网+、数字经济以及新科技的产业化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为中国实现新一轮跨越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不仅如此，中国正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寻求着一切可能的努力和方法，并希望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促进中国经济能级的提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我国遇到发展困难和瓶颈时，唯有通过改革才能对发展产生新的推动力。当前，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触及到各种敏感问题和社会深层次矛盾，各方利益错综复杂。但越是如此，深化改革所能释放的活力就会越大。从今后看，我们正在不断厘清社会保障、人口流动、土地管理、财政税收、价格形成和收入分配等关键领域存在的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等，尝试不断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这是中国长期战略机遇期的活力之源。

总而言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定决心有效应对变中之危，更要未雨绸缪化危为机、转危为安。面对未来之长期战略机遇期，我们不仅要有认识，更要有准备，还要有伺机而动的应变能力，这恰是我们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所必须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