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就是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和“国”按照同样的组织原则加以构建。中国人称“我们”为“大家”，“他人”为“人家”，“祖国”为“国家”——中国文化本质是一种“家”文化，它是令无数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家国情怀的起点和终点！这是因为家庭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家庭关系是中国文化系统中最基本、却最精致的社会关系，中国人围绕家庭关系建立了世界上最复杂的人际识别系统；家庭承担了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治理功能，包括经济、财政、教育、医疗、养老等；在历史上的社会动乱中，家庭保障是对抗“政府失灵”、“无政府状态”的最终的“避难所”——包括“生—老—病—死”等；而在中国长期的社会进化中，家庭却不断演化为最高效、最稳固、最成功的治理组织，为中国的太平盛世提供了强大支撑。

“家国同构”在中国文化系统中表现为家国同“伦”、 家国同“道”、家国同“德”、家国同“治”、家国同“存”这五个维度。家国同“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家庭与国家间最基本的伦理关系，治家与治国遵循着“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相同的伦理原则；家国同“道”：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儒家的“诚意—正心一修身一齐家—治国—平天下 ”，“国”与“家”都遵循着同样的管理原则，“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中国人的意境中，“斗室”与“天下”何异？“陋室”与“朝堂”同工，这需要多么博大的胸境与何等高尚的情怀！家国同“德”：孟子强调“四端”，即所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中国文化强调“以德服人”——为政以德，治家以德，无德者将丧失社会立足的基础，因而也丧失了治家、治国的最根本的人格底线；家国同“治”：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从一家之长，到一地之长，再到一国之长，其治理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中国文化顺理成章地认可并选择了家庭管理中的“家长制”到国家治理中的“精英政府”模式；家国同“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在面对国家灾难、社会危机和“忠”“孝”难以两全时，中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大局观和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

而在西方文化中，从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契约论》，“家”和“国”被看作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加以思考，并遵循着完全不同的组织原则和治理原则，我们称之为“家国异构”。在洛克和卢梭看来，“人生而是自由的”，为了维护人的天生自由权，人们订立了契约，成立了政府；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当政府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和基本权利时，人们可以推翻政府。在这种“人—政府”的对立关系中，家庭只是人的自由权与财产权的结合体，政府是国家的临时代理机构，“家—国”之间往往处于个人自由权、财产权的对立关系中，它需要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权力斗争与选举政治来加以平衡。这也正是当代英国经济学者让·雅克在《理解中国的崛起》（Understaning The Rise of China）一文中所说的“我们西方人将国家看作是一个侵入者、一个陌生人，自然地其权力应该是有限的、明确界定的和加以限制的机构。中国人对国家完全不这样看，中国人将国家看作是亲密的——并不是和家庭成员一样亲密，事实上也不被看作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但却是所有家庭的首脑，所有家庭的家长。这就是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与我们的非常非常不同。它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深植于社会之中。”

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带来了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完全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在东方文化背景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下，政府的合法性得之于是否顺应“天意”，而“天命靡常”，“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即“民意”就代表了高深叵测的“天意”。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善政还是暴政、是善治还是恶治的唯一依据就在于它是否有利于“民生”，是否有利于天下百姓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中国文化系统中，“民生”永远是中国历朝政府永恒的政治，围绕“民生”这一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和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孕育出统一、和谐、责任、奉献、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以“他我——整体”为导向的价值观体系。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现代西方民主政府的构建源于洛克、卢梭等民主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人生而自由”这一基本“铁律”重复与肯定，因而任何政府的合法性均源自于遵循这一“铁律”，因此，“民主”是现代西方政府永恒的政治，即便它是通过权力斗争和民意操纵而呈现的“金钱”民主与“选票”民主。围绕“民主”这一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和核心价值观，西方文化发展出自由、人权、公正透明、政治参与等以“自我——个体”为导向的价值观体系。

家国同构提供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竞争力。根据世界历史学者许明龙的研究，早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就隐约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这种独特的文化结构，并把它看作是超越西方的制度设计。例如赫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一书中就指出，“人们感到，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连的国家只有中国”——这几乎是对家国同“伦”的一种精确的暗示；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最接近于揭示家国同构这一文化结构的内在实质：“根本的法律是：帝国是一个家庭，因此，公共事业被视为首要义务”，“父亲的权威从未受到削弱……官员被当作一城一省之父，国王被当作帝国之父。这种深入人心的思想把幅员辽阔的国家组成为一个家庭”（《 伏尔泰全集》第3卷）。

家国同构为中国带来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一是它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 等开明盛世。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提出，在政治安宁的情况下，“中国人只需要三十年，就可以造就一个开明盛世”。二是它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一带一路”的全新格局：从开放之初的“万元户”到全球消费投资的“中国大妈”再到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小企业，无不展示中国家庭财富增长以后对全球消费投资带来的巨大推力。三是它为中国的“举国体制”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撑：家国同构为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大运河等世界超级工程提供了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同样也为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当代超大工程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四是它为“中国梦”的实现和世界和平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动力：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社会变革——从井制田 、商鞅变法、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当代的“中国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改革的关注点起始于家庭，改革的成果回归于家庭。“中国梦”的实现将标志着中国普通百姓家庭财富的增长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巨大提高，它使中华民族的崛起避开了西方列强的奴隶贸易、殖民地掠夺、战争侵略的野蛮扩张之路，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文明路径和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

西方传统经济学与社会学主要关注企业与政府这两大组织，通过企业的效率和政府的公平构建社会协调发展的制衡机制。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则存在着强大的第三方组织——“家庭”，而家国同构使家庭、企业、政府间形成了更缜密的协作型、一体化社会，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宁、社会的进步和全社会总体效率的提高——这是隐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很难被西方学者窥探究竟的文化秘密！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