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则新闻引人关注：浙江嘉兴电话区号是“0573”，但平湖和嘉善有几家企业的固定电话开头却是“021”的上海区号。原来这是嘉兴电信的试点项目之一，届时嘉兴的企业如果想使用上海“021”号码，可以到嘉兴电信的中心厅进行登记办理。

这也让人联想起前一段时间浙江平湖、江苏南通接连出台对接上海的新政策。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平湖市制定出台《2017年接轨上海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不仅凸显了实施接轨上海首位战略、加快与沪同城步伐等目标取向，而且细致地提出通过交通网络、公共服务、平台合作的一体化建设，以实现在产业项目、科技、人才、旅游、农产品供给等方面与上海的更深度融合。江苏省则正式批复《南通建设上海大都市北翼门户城市总体方案》。该方案强调，南通市要形成“三港三城三基地”全市域对接服务上海的空间格局。

上述行为的主体虽然并不相同，有的是企业，有的是政府部门，但其背后都体现出长三角城市之间融合发展的积极动能，以及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向。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物理空间和人口规模远超绝大多数国家。与此同时，这种大国特征也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独特的约束条件、目标指向和制度安排。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同区域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难题。考虑到区域落差扩大通常伴生着经济和社会治理风险增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推动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始终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放在突出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决策层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毫无疑问是践行这些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此前，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强调，要依靠统筹兼顾实现科学发展观，而统筹地区发展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以人均GDP落差为标度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对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回应，我国在不同时期实施了若干重大战略以平抑地区板块间的发展差距，例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等。这些战略以中央政府的纵向基础设施投入、财政转移支付，以及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对口援建等为主要支柱。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举措对抑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扩大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指向多元的概念。它既表现在东中西部等地区板块之间，也表现在特定板块内部的不同城市之间；既表现为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增速趋同，也表现为相似发展水平地区间的结构互补；它既表现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纵向强力推动，也表现为不同地区因“共赢”而自发实施的横向融合。尤其是，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商品、要素打破行政壁垒，在不同地区的流动性迅速增强，技术、制度创新在不同地区的扩散性显著提高，不同地区因微观经济主体的资源优化配置而紧密连接起来，进而形成了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分工深化、产业交错、收益分享的新型区域经济格局。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向，并折射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的内在驱动逻辑。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不仅需要中央层面的理念指引，也需要不同地区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操作。就此而言，近期上海周边等地主动接轨上海的行动，无疑具有重要的信号功能。这些区域性实施方案、对接具体行动的密集出现，契合了体制改革深化的制度背景，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并很可能暗示着我国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开始步入新阶段、新格局。

长三角正在萌生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在我国，长三角和京津冀、珠三角并称为我国三大城市群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增长级。与此同时，这三大城市群又各具特色，且近些年都呈现出新的积极的发展态势。长三角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对于长三角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看，平湖、南通主动接轨上海，有着重要的案例意义。它们体现出长三角区域联动发展的内在生机，体现出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实现机制的多样性。

首先，长三角以上海为“龙头”，但整体发展水平都比较高。平湖、南通和上海在我国均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其人均GDP的落差相对并不显著，2015年这三个城市的人均GDP分别为9.87万元、8.42万元和10.31万元。在此背景下，平湖、南通接轨上海更多的不是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优势互补。

例如：平湖在其全面接轨上海的方案中，强调了农产品供给和农业功能拓展对上海居民消费溢出效应的承接；南通则在“全要素对接、全方位服务”的理念下，强调以现代先进产业协同发展基地、文化休闲度假基地、优质农副产品市场服务保障基地作为对接上海的主要抓手。这些都凸显出，对上海产业梯度转移加速、文化休闲需求激增等发展态势的研判。

其次，平湖、南通全面接轨上海发生在不同城市的横向关联层面，它体现出对长三角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部署的积极回应，而从本质上看，这种回应动力又更多地来自于市场驱动的逻辑。

在改革开放已经推进到近40年的特定时期，上海及其邻近的平湖、南通等地均拥有各自的优势，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例如：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能级不断提升，但日益遭遇到营商成本走高的压力；平湖、南通具有土地等要素供给的相对优势，但需要在市场拓展、技术创新等方面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不是主要依靠纵向的地区间资源再配置，而是更多依靠邻近地区间的功能错位和产业互补来实现共赢发展，这正是平湖等地接轨上海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指向和重要动力。

立足于市场驱动逻辑来理解平湖等地接轨上海，不完全是指对接主体是企业，而是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接轨方案鲜明地体现出，对市场格局变动适应调整、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积极反应的倾向。事实上，在平湖、南通等地宣布全面接轨上海方案之前，上海和其邻近地区之间的商品要素流通就已经发生，技术制度创新的扩散效应也长期存在。例如：上海有企业基于对营商成本和赢利能力的审慎权衡，将产业链中的生产制造环节梯度转移到周边地区，但电话号码仍保留在上海区段；上海居民短途休闲体验常常选择周边的江浙作为目的地，等等。这些都意味着，上海与邻近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并不起始于或导源于近期的全面接轨方案，但是，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平湖等地政府出台的全面接轨方案及其具体实施，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加快长三角板块内部的市场驱动型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

平湖、南通的全面接轨上海方案，突出了基础设施对接、市场规则对接以及社会服务对接，这些均致力于通过技术和制度设施来形成良性的市场秩序，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空间，降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其结果，必定会对上海和邻近地区的市场拓展、要素流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以及不同区域在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

是否有更多地区加入新一轮长三角联动值得期待

显然，这一轮长三角联动更多更鲜明地体现出市场驱动、内部动力驱动的区域协调特质。在市场驱动型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下，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不再是“此消彼长”，而是“美美与共”。“与邻为壑”的旧思维，也应随之让位于“融合共赢”的新理念。这一理念，将会带来长三角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带来不同地区的福利提升。

而这一轮的长三角联动，也体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即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与政府的功能定位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紧密相关，市场机制与政府提供的制度质量之间的相互嵌入、相互塑造的紧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平湖等地全面接轨上海，提供了一个理解我国政府—市场等关系变化的新视角，即在市场驱动逻辑显著增强、以致区域间协调的收益明显高于成本时，不同地区、甚至是跨省区的地方政府可以冲破地区间分割，以合作方式实现板块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融合发展。

考虑到区域间协调的收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制度质量，市场驱动型的区域协调发展很可能还会派生出一个重要产物，即激励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为提高制度质量而推动改革。原因在于：在同一板块的邻近地区中，有些地区地方政府率先改进公共产品供给和降低交易成本，有些地方政府却并未这样做，前者则将很容易形成要素集聚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这会对后者的发展形成挑战和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平湖和南通等地出台全面接轨上海方案，很可能也暗示着长三角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地方政府之间制度质量的提升。在此过程中，作为长三角地区发展领头者的上海不是“旁观者”，而是“示范者”和“参与者”。上海不仅需要继续在技术、制度和理念创新等方面保持引领地位，而且需要以合作姿态展开与邻近地区的对接事项。惟其如此，平湖等地的全面接轨上海方案才能产生更加积极的区域协同发展的效应，上海也才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富有市场驱动色彩的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常务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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