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三个紫色的阿拉伯数字，组成一组号码；从我右手掌虎口处，一字排开。这是用棉签，蘸着俗称“紫药水”的龙胆紫写下的。

1977年冬天，紫色号码出现在我掌心：是高考首次恢复后被录取考生的体检，号码604。我要复习迎考去了。

至今，我都清楚记得广播传来高考恢复的消息。我清楚记得那年秋冬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1977年10月21日，一个天高云淡的星期五。

当时我在杭州湾畔星火农场当知青已一年零四个月。我所在的生活服务连，简称“服务连”，原名深井队；是个新建的后勤小单位。连队位于沿塘河和引淡河交界的东南角，住在堤坝上的草棚里。

农场广播站一天早、午、晚播三次，为有线广播。连里那个喇叭，安在男女宿舍中间的电线杆上，这一天，广播传来高校招考考试方案，并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我在日记里写道：”按我现在的复习速度，今年是不行了。但第一次肯定松些，因是中断11年后第一次。“

事实上，在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则报道之前，我就晓得了高考行将恢复的小道消息。虽心有畏惧，但复习早已开始。早在那年9月回沪休假时，我就读完传抄的《大学考题》，做完《政治考试题》。当时有不少油印铅印的汇编高考题，文理皆有，内容收录从新中国首考一直到1965年。回沪探亲的农友告知，上海的学习气氛很浓。上海的练习簿脱销，买不到了。

因高考停了十年，全国积下考生千万计。就说我们农场，2万多知青谁不想考。因为高考是最公平的——凭自己的本事就能回城上大学，没有好爸爸没关系，不要开后门，不需请客送礼；也不要什么群众推荐和领导评议。改变命运，全在自己！

由于要考的实在太多，场里决定先本场初试；合格者才能拿准考证。对这个土政策，没人反对和抵制。

为了获取高考资格，1977年11月13日上午，我们先考了一次。考场在连队对岸的场染化厂食堂。这场高考资格赛，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量不大，一个上午考完。打开保存至今的考卷，数学卷共10道题目，代数与几何各占一半。语文卷有五部分：划分句子成份、修改病句、找成语中的错别字、翻译古文和分析文章。按场部规定，每门平均30分以上就可拿准考证。我以语文60分、数学10分的成绩获参赛资格。19日，填写准考证，编号109461。12月5日，准考证下发。我所在的连队3人拿到准考证，我考文科，其他两人考理科。

1977农场初试语文卷。

只要你报名参加高考，连里不少人就开始叫你“大学生”了。

拿到高考入场券后，复习进入最后冲刺。那时没高复班可读，就是有也不能请假回上海读；复习全靠历年全国高考卷和想方设法弄来的中学复习模拟卷。利用回沪短暂的休假，去补自己的数学短板。通过父亲朋友和亲戚帮忙，到六十一中（今民立中学）和南市二中听数学，坐在毕业班的最后一排。这样有啥听啥的听课，也仅有两次。听老师讲还明白，回来还是一头雾水。

我们“75届”，说是离开学校才一年，可四年中学时，一年是学工学农，缺乏系统、扎实的知识，与“老三届”不能比，与应届生有差距。

开考前一周的12月3日，我才知道复习重点。奉贤县高校招生办公室给考生发了《根据市高校招生工作简报精神，现将复习的重点内容整理如下》。A4大小一张油印纸，包涵文理两科；内容极简单，大多一句话。譬如，“在语文方面，引导考生把重点放在提高写作能力上”，最长的是政治。

12月11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农场的车接送考生，还备了点心。我来到县城南桥，坐进恢复高考的考场——奉贤中学的教室。我所考的文科是当天上下午，分别考数学和政治；12日考史地和语文。那时，只有上海卷。

之后，期待的发榜一拖再拖。先说20日，到19日说是22日；日子到了仍无音讯。到23日，说要到月底。26日又说到29日，到29日，报上有新闻：说26日完成阅卷，即将进入初选。

1978年1月7日，我接到录取的体检表格；我连3名考生全获体检资格。9日下午一点半，到南桥体检。在体检入口处，护士拿起一根棍儿细长的棉签，蘸了蘸紫药水，在我伸出的右手上，“唰唰”写下三个数字：604。我掀开挂在门上厚厚的棉帘，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2月15日，我接到上海第四师范学校的通知，虽然是考上了，但学校并不很理想。父亲和长辈与我谈到半夜十一点半。终于决定，放弃再考。我在日记里写下，“路是很多的，要看你如何走。有雄心，还要有恒心，不怕苦和难”。但当时的日子是难熬的。因没达到目标放弃了从农村进城的宝贵机会，我被视为拎不清的“戆大”；还有人等看我的笑话。

七个月后的1978年7月，我第二次参加了高考。考场仍在县城南桥的奉贤中学，校门口贴着副联，上联：宏观在手。下联：微观在握。

1978年准考证 反面。

农场这次没组织资格考，只要报名就给准考证。经过去年的高考，场里的考生少了；但连里参加高考的，反而多了五六个。父亲托人买来紧俏的重版《数理化自学丛书》17本，我读完其中9本，即4册《代数》，2册《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和《三角》各1册。

上海1977高考作文的记叙文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议论文为《驳“知识越多越反动”》。父亲听人经验传授，记叙文可先做功课，可准备文章两篇，一篇写人，一篇记事。哪晓得，人算不如天算。1978年，上海语文不考作文，而是给一篇文章填写标点符号。这次考试，外语首次出现，但不计分。我们明白，如果这次不过，今后高考难度增加，因为外语也要计入总分。

农场支持考生复习，队里的会议室，在熄灯后仍可使用。其他屋子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八点半结束后，统统关灯。连队宿舍为二层，会议室在二楼东头第一间，隔壁是支书宿舍。那时已天热，大家都在外乘风凉，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走过长长的走廊，经过医务室、会计室，走进会议室。

高考日子到了，自1978年7月20日到23日，共四天，从星期四到星期日。上午7:30—9:30，下午2:30—4:30。上下午各考一门。文科20日考政治、历史，21日考数学、地理，22日考语文、外语，23日是外语专业口试。连队的拖拉机送我们至场部，农场派车送南桥，还是在奉贤中学。

一月后的8月28日。副指导员推开她二楼房间的后窗，大声喊我：考取了，要去体检。全连考生，体检唯我一个。在1978年8月29日二十岁生日那天，我收到了高考录取的体检通知；同时收到奉贤县高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致考生的一封信》，其中写道，“我们每得一分，都标志着我们的阶级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每得一分，都表明了我们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路上，前进了一步……”

八月的最后一天，走进设在奉贤教师红专学校的体检站；我的右手背虎口处，再次被写下一组紫色号码：255。夏日里的紫色，荧荧发光。我终于走进高等学府。入学通知书的信封上，印着六个红字：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

录取通知书来了。

十五年后，在当年考场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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