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2019经济工作时指出，要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增强忧患意识，继续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信心，把握主动，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这一关于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断对于澄清和辨识时下的一些认识误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都知道，近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国内实体经济的疲软态势加速了悲观预期情绪蔓延。未来的中国经济走势如何？是否还存在新的战略机遇期？以及表现的特征怎样？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颇有分歧，且关系重大，既涉及发展信心从何而来，也关系到发展思路如何确立。

战略机遇期最初是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认为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是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究其内涵，和平与发展是这一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集中体现。简单来说，和平就是不打仗、国际环境健康而稳定，这使得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发展则是抓住了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全球产业转移和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有利条件。实践证明，这一论断客观而准确的描述了中国未来所处的外部发展环境，为我们把握战略机遇提供了准备的方向，这恰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畸形化和长期扭曲的美式全球化最终诱发其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但美国却奉行“不从自身找原因，却去挑别人毛病”的病态行为。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民粹主义大规模兴起与中国经济崛起和全球金融危机在时间上的高度重叠，美国单方面把中国列入了战略竞争对手，一时间全球化逆转、国家间摩擦加剧和各种非议不断，中国遭遇到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大国的对抗性不断加大，由此也引起了国内对未来中国外部环境恶化的强烈担忧。

不仅如此，人们日益注意到，中国国内发展碰到的瓶颈不断增多，诸如人口红利正在枯竭、金融风险不断加重、实体经济投资衰退、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等，好像谈起的和看到的不利因素远远大于有利因素。尽管中国下一轮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据此判定中国已经没有战略机遇期，却是过于武断和草率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还将处于战略机遇期之中，只不过此时的战略机遇的内涵发生了改变。

事实上，中国经济经历了前20年高速发展之后，目前已经走到了转型发展的唯一轨道。国际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转型都将产生阵痛和不适应，这意味着必须主动放弃已有的传统发展模式甚至是所谓的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重新开启一条新的、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中国来说，我们要思考的是：人才红利是否来临并足以抵消人口红利枯竭的窘境，创新发展是否替代了传统要素驱动增长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是否全面深化并足以匹配高质量发展要求，等等。这些问题看似是开启转型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实也是中国理解国家战略机遇期的前提基础。所谓国家战略机遇期，特指一国外部正在发生的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趋势性条件和根本性因素。那么，我国正在发生的趋势性变化是什么呢？

在增长形态方面，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增速换挡期，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将保持中高位增长。其中，要素规模拉动的驱动力会下降，效率与科技创新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从区域层面看，我们将结束前20年区域间横向竞争的发展格局，区域合作趋向更加强烈，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持续增强，并成为基本态势。从产业层面上看，中国将依托新一波互联网科技浪潮，产业发展将更加注重效率导向，逐步形成以智能化、信息化、高端化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从制度创新层面上看，中国将步入全面推动战略布局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客观而言，未来中国经济在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还在积蓄着新的增长动能和新的发展潜力。虽然挑战依然存在，但我们应对挑战的能力也在上升。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劳动效率的提升将开启人才红利时代。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002年的23969.26元/人已经上升到2017年的101231元/人，增长了3.22倍。预计全员劳动生产率到2020年将提高到人均12万元以上，年均增速不低于6.6%。同时，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已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跨越“中低收入陷阱”、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

二是内需的增长潜力能够有效对冲外需下降风险。根据麦肯锡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到2020年将上升到45-50万亿元，消费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另外，2017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根据学者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从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

三是产业结构升级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的支撑力。在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每增加1%，将带来100多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第三产业占比每提高1%，城乡差距就缩小0.014%。随着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的形成，产业结构更趋服务化，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更强。

四是我国自主研发能力不断地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放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人才和科技。我们相信，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创新环境将得到改善，创新成效也会显著提高。如果以2005年为基期，2016年我国的创新指数、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成效指数分别上升了81.2%、72%、57%。与此同时，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从2010年的50.9%提高到2017年的57.5%。

五是我国战略引领统筹能力在不断加强。近几年，我国相继提出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战略层级正实现从国内到国际的前所未有的提升，战略思路则从鼓励区域间发挥比较优势变化为统筹谋划经济带的发展。未来，随着上述重大战略推进，有望突破国内外空间阻滞的矛盾，塑造出更大范围的要素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说到底，理解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可以让我们坚信机遇仍旧大于挑战，那么，通过以下四个根本性因素的解析，则为我们把握并利用战略机遇期的发展条件提供了可能。

第一个变化的根本因素是全社会凝聚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共识。党的18大以来，我国揭开了从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新篇章，这也是中国未来35年致力于的发展重点。其核心就是要形成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模式。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在全社会凝聚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共识。从今后看，这种共识将因为来自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的压制而变得更加强烈，强国意识、创新发展的理念将深入贯彻到经济发展的各个主体，并被大家主动接受，创新与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这不仅为实现均衡发展、充分发展的目标提供了理念保障，也是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动力根源。

第二个变化的根本因素是中国具有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独特的制度优势。必须看到，经历了前2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国家实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技术创新激励的实施，中国将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对抵御外部风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事实表明，中国已经拥有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它不仅实现了政府和市场的双向协调，更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第三个变化的根本性因素是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从今后看，得市场者得发展，中国是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市场，这为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下，中国的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将得以提升，一种惠及更多国家发展的全球化分工、资源配置、规则治理等将逐步显现，中国的发展机遇也将在全球共享中得以提升。

第四个根本因素是美国一系列抑制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直到目前，美国采取的系列对抗性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效果，一方面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预期利率提升持续冲击减税效果，这自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也意味着美国的全球政策具有调整可能。

总的来说，未来的中国经济依然处在战略机遇期之中，和平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仍未发生根本逆转，虽然其基础、内涵或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仍然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然而，面对战略机遇，不仅要有认识，更要有准备，还要有伺机而动的应变能力，也正是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眼前困难而忽视长期机遇，只看到发展机遇而无准备应对，这恰是我们充分利用好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