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
2021-01-29 10:06
千百年来，中国人在鞭炮声、歌诀声中赶年集、贴福字、穿新衣、串亲戚、看花灯，从腊月走到正月，从小年来到元宵。
然而，面对今年严峻的冬春疫情防控形势，全国多地倡议“就地过年”，严防春节聚集活动。
年味会不会变淡？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田兆元认为，“就地过年”不会改变年味的主调，相反，能提醒人们多一些对自然的敬畏，多一些对传统节庆文化的重视与创新。
「“就地过年”给文化认同和城市民俗创造了机会」
上观新闻：去年此时，我们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今年春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田兆元：是的。今年和去年一样，都面临疫情的考验。不同的是，去年是猝不及防的，开始还有点不知所措；经过一整年的抗疫实践，现在我们都变得更有经验。
上观新闻：您去年是怎么过年的？今年又打算如何过年？
田兆元：去年我回湖北家乡过的，在山上待了很长时间。当时的形势比较严峻，不能到处走动，连兄弟姐妹家也不能去串门。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大家的高度配合让疫情得到快速控制。大难面前，“自由的束缚”换来更大的自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认知，彰显了以大局为重、以集体为重的价值观。
今年，我选择在上海“就地过年”。这既是响应政府号召，也是在为构建现代都市的文化认同乃至新民俗作出个人应有的贡献。
上观新闻：您说的“现代都市的文化认同”是指什么？
田兆元：对不少人来说，现代都市只是一个工作地点，而不是家乡、故乡。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缺乏文化认同、民俗认同。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爱情、亲情乃至友情似乎都有所缺失。许多新上海人在上海待了十几年，可能还没建立起自己的都市亲缘系统，还需要依赖家乡的亲友来滋养自己的情感需求。
亲属当然十分重要，但社会与社区也十分重要。在国家的宏观层面，对于年文化的弘扬是做得不错的，在家庭微观层面也是可以的，但在企业、学校、单位和社区这些中观层面，如何构建年文化的要素，我认为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尤其是单位，作为个体收入的主要来源，应该做一些工作，构建员工对于单位的文化认同。今年，“就地过年”给这种文化认同创造了一个机会，也给城市年俗创造了一个机会。春节期间，构建更有个性的年俗符号、仪式活动，可以促进人们更加热爱自己工作、生活的集体和城市。
上观新闻：可惜的是，由于疫情关系，大型的群众性集聚活动都不宜开展。一些聚集性场所不开放，逛花市、看灯会等民俗活动都被“喊停”，“年味”会不会变淡？
田兆元：我觉得并不会。一方面，“就地过年”并不妨碍过“小家庭年”，是一种文化回归。过去有那么些年，去饭店吃团圆饭俨然成了一种习惯，但这种“工业化的流水宴”或多或少影响了年俗传承。现在，全家人齐动手做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回不了老家的同事、朋友，也可以一起做一顿年夜饭，不仅美味丰盛，还能感受浓浓亲情、友情。
另外，就像去年疫情期间网课走进千家万户、网络视频会议成为新的工作模式那样，我觉得，“云端拜年”很可能成为新的风尚。随着5G通信的普及，“万里如在目前”。而大屏幕电视，如真人般的网络互动，可以把客厅扩大延展，达到超越原先人力难以达到的亲情互动。
过去，我们往往有三五家、七八家亲戚要去一一拜年，过一个年会很累。今年，是否能尝试一下，通过网络让亲人互动起来？过去，一些大城市在春节期间禁止鞭炮燃放，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借助“云端拜年”，在网络空间体验“爆竹声声辞旧岁”的喜庆氛围？
「冬春季节防疫，历来都是件重要的事」
上观新闻：说到疫情防控，古人总结出一条规律：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这有没有科学道理？
田兆元：常识告诉我们，冬春季节是疫情高发季节。经过这次疫情的检验，古人总结的这些规律，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民俗生活中，冬春季节防疫历来都是件重要的事。传统的年俗正处在冬末春初之际，从腊八节到正月十八（元宵节落灯）差不多一个半月。这么长的年俗，正好能让大家停下劳作，采取措施，躲避瘟疫。
上观新闻：古代人是怎么在春节期间防疫的？
田兆元：据明嘉靖《松江府志》记载，腊月间上海人有很多避瘟的举措，除了吃腊八粥，还有“二十五，举家食赤豆粥，避瘟”。这一风俗至少可以上溯至宋朝。当时，苏州人范成大在《数粥行》中这样说：“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大杓轑铛分口数，疫鬼闻香走无处。”
除了吃赤豆粥避瘟，还有放爆竹、炒豆驱邪、烧苍术避瘟、用石灰书写吉祥文字或者戈矢辟邪、绘瘟神、贴春联等辟邪方式。古代江南的一些地方还会将所有瓶瓶罐罐的口封起，包括水井口，待来年再开启，为的也是防疫消灾。
上观新闻：是否可以说，“防疫避瘟”是传统民俗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田兆元：是的。具体的防疫举措不仅限于春节，也贯穿了整年。具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
一是信俗仪式上的防疫，如鞭炮驱邪、门神对联驱邪、巫术驱邪等；二是对于瘟神的祭祀敬奉，图画瘟神之像，焚香祭拜，以及举行送瘟神仪式等，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疾病的敬畏；三是药物驱邪，如燃烧苍术避瘟、菖蒲艾叶驱疫等，这是属于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措施；四是食物避瘟，如赤豆粥避瘟防疫；五是注重卫生，如定期大扫除以及保持器物、水源的洁净；六是体育健身防疫，如划龙舟健身、舞龙舞狮、五禽戏、太极拳等。
上观新闻：这些手段背后，体现了先人对“技防”“心防”的高度重视。
田兆元：对于疫情，“心防”是非常重要的。先人的瘟神信仰，最能体现这一文化禀赋。同时，中国传统医学中最根本的原则“良医不治已病治未病”，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防患于未然”。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的状况同样告诉我们，没有对于疾病灾害的敬畏，没有对于生命的关怀，等到疾病蔓延的那一刻，将是很难控制的。如果傲慢地对待自然灾害，恐怕会有灭顶之灾。
「岁时节俗的差异，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体现」
上观新闻：您家过年有什么特殊讲究吗？
田兆元：我的家乡在湖北宜都，是土家族集聚区。我记得，每到小年晚上，我们都要祭灶。母亲会把灶台擦干净、锅洗干净，然后放一点水，反扣一个碗，碗底放一盏七芯油灯，再用一个大眼篾筐罩上，灯光就从大孔里放射出来；灶台上，则会供奉一些肉菜和饭食，加上筷子，还有一杯小酒。
在我的家乡，正月初一要给父母拜年、给岳父岳母拜年。我1994年留在上海后，也经常在上海过年。开头几年，我都在正月初一去导师徐中玉先生家里拜年。后来才意识到，在上海，正月初一主要是家人团聚，一般不外出拜年。于是，我就改到正月初二上门拜年。之后发现，正月初二还是导师的生日，就恰好陪先生一道过生日了。
上观新闻：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南方很多地方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而北方通常会提前一天，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个差异是怎样形成的？
田兆元：传统上，春节是一个长时段的节日，各地有不同的安排是很正常的，恰好体现了中国文化整体性与多样性统一的特征。
有种说法认为，小年源自上古时期人们对火的崇拜，与火神信俗、炎帝信俗有关。先秦时期开始，作为祭拜对象的灶神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小年作为一个节日基本成形。宋人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清代称为小年夜、大年夜。
历史上，北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政治中心，受统治者的影响较大。据说，清王朝统治者在腊月二十三这天举行萨满祭祀仪式。为了节省开支或便利行事，就一同把灶王爷也拜了。渐渐地，民间也就效仿起来，在腊月二十三这天过小年，祭祀灶王爷。
这种岁时节俗的差异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体现，也体现了家国一体。我们的很多节庆都是民间习俗与官方认定的统一。很多节庆活动上都有这样两面旗帜，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
上观新闻：在苏浙沪地区，又把除夕前一天称为小年夜。这又是为什么？
田兆元：正如俗话所说的，过了腊八就是年。从腊八、小年到除夕、元宵，几场节庆高潮使得春节有张有弛、多彩多姿。同时，为了不因几次高潮而使得中间冷清，中国年俗又有了按天计算的不同年事安排。
比如，北方一些地区是“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猪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节前年后的这些安排，体现出中国文化的规划特性与秩序感。通过有序安排，一步一步实现民俗认同，从而开始新一轮的征程。
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苏浙沪不少地区开始有意识地“精简”各种祭祀仪式、庆典活动，并将其统一放到腊月二十九，从而逐渐形成了过小年夜的热烈气氛。清末张春华所作《沪城岁事衢歌》描述了上海地区在腊月二十九“做年”的热闹场景——“祀享家厨肃豆笾，合家欢酌启芳筵。已过廿八春光近，画鼓金钲只待年”，可谓筵享欢歌、热热闹闹。
还有人担心，过早地迎接新年，难免会给贫富不同、休戚不同的人带来干扰乃至压力。如果真是这样考虑的话，那推迟几天过小年就还藏有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是不同群体相互理解的仪式行为。
现在上海的过年习俗，也确实把大扫除等事务推后了。很多上班族在年前异常忙碌，集中到小年夜这一天来置办年货，也算是一种高效率。腊月二十九、腊月三十这两天一气呵成来“做年”，多少会形成一种集中效应，也有利于年俗文化的营造。
相对来说，苏浙沪地区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不仅重商崇文，也重视社会关系构建。这些综合起来的因素，使得江南小年夜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年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时间文化的核心问题」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年俗的核心是什么？
田兆元：年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时间文化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和民族有两个决定其存在的条件，一是空间，二是时间。没有空间就没有领土和国家，没有时间就没有了历史文化和灵魂。民族国家要捍卫自己的领土空间，同时也要捍卫自己的时间叙事与文化灵魂。
消灭时间就是消灭历史。不过中国年，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标志性转变乃至消失。维护传统年俗，是坚守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性行为和仪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好中国年，可以打开一扇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记忆之门，可以感受节日背后蕴藏了几千年的温暖与力量。同时，每一个传统节日也在提醒世人，要多一些对自然的敬畏，少一些人类中心主义。
上观新闻：年俗的主调又是什么？
田兆元：中国年俗主要体现了天人合一、忠义孝敬、感恩报本、温情祥瑞的文化特质。这四个方面是年味的主调和主料，缺一不可。
看似日常的一些年俗安排，其实都是中国传统智慧的呈现。这个漫长的假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构。将这个过程操演一遍，也是在为新一年的日常生活做准备。
年事的节奏感、秩序感、规划性、目标性之所以这么强，实际上是在对我们进行人生的发展训练以及经济社会的规范构建。
上观新闻：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年俗仪式已经被大大简化、淡化甚至消失。比如祭灶这个传统，我们很难想象，脱排油烟机下的空间怎么安放灶神？
田兆元：其实，过去上海很重视祭灶神这个习俗。除了用麻糖黏住灶王爷的嘴、讨个“报喜不报忧”的彩头之外，还有涂酒糟的习惯。
有一年，我在上海大学开设《神话学》课程，安排同学们做灶神祭祀的调查作业。有个同学专门跑到上海郊区去看灶神祭祀。在那里，他看到了农家将酒糟涂抹在灶台的行为。涂抹酒糟跟供奉麻糖的意味差不多，即灶神喝得有点醉了，就不会讲什么坏话了。
这实际上是源自北宋时期的一个传统。《东京梦华录》记载：“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上海民间仍然在坚持这一古老的传统，真是了不起。
上观新闻：您觉得这个传统还值得延续吗？
田兆元：在民俗学研究领域，灶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前年春节，我是在意大利过的，当地人很喜欢听我讲灶神的故事。灶神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灶神祭祀是一种感报传统。灶有功德于民，没有灶头，我们都得吃生的，灶神祭祀可谓历史悠久。散布在乡野田间的民俗传统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更不该被随意扣上“粗鄙”“落后”的帽子。所以我认为，这个传统是不应该在今天消失的。
「节庆既是文化的传承，也是文化的创造」
上观新闻：除祭灶之外，还有哪些民俗值得我们“拾起”？
田兆元：比如冬舂米。冬舂米是整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生活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年俗文化的开端。
冬舂米习俗在宋代的江南地区就非常流行。范成大的《冬舂行》这样写道：“腊中储蓄百事利，第一先舂年计米；群呼步碓满门庭，运杵成风雷动地。”
冬天谷粒冷缩坚硬、不易碎坏，同时气温低也利于储存，不生虫子。用稻草包藏起来，不易虫蛀腐坏，还芳香扑鼻。上海的冬舂米，好的叫檀香米。
《梦粱录》一书描述南宋杭州的米铺时指出米的等级，其中就有“冬舂”一种。有人呼吁，冬舂米是一种生产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我也觉得这一优秀的生态传统与文化传统值得深入挖掘，应该让“冬舂米”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满足人们多样性的年俗消费需求。
另外，除了农耕节日，体现工匠精神的手工艺节日显得不足，如造车的节日、木匠的节日、金银匠的节日以及中国医药的节日、中国烹调的节日。这些节日有利于培养中国工匠精神、提升中国制造的能力，都有挖掘的价值。
上观新闻：在上海和江南地区，还有哪些值得发扬的民俗？
田兆元：我觉得首先可以弘扬春申君的传说。他不仅是上海古代区域文化的重要代表，也是江南文化统一的符号，与吴王、越王较重的区域个性色彩有所不同。而且，春申君治水的传说，充分体现了江南水文化的特点。
孟姜女传说是江南地区另一个重要文化资源。“松江孟姜女，苏州范喜良”在上世纪初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传说，顾颉刚先生对此有专门研究。但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弘扬，我们现在几乎忘记了孟姜女是“上海女儿”。
上观新闻：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往往是日期数字的叠合，如二月二龙抬头、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七乞巧节、九月九重阳节。为什么人们更愿意选择日月叠数的日子为节庆？
田兆元：叠数具有一种独特的汉字韵律，“叠数节庆”较多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便于记忆，有一种强化效应。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双11”和“双12”的流行，再一次印证了中国人对“叠数节庆”的钟爱。
节庆既是文化的传承，也是文化的创造。我们要有永恒的节庆，也要有创新的勇气。无论“双11”还是“双12”，都不失为创造精神的体现。如果能更好地建构、丰富文化内涵，应该会更有影响力、生命力。
上观新闻：说到文化创造，西方人利用中国的民俗、中国的叙事，打造出功夫熊猫、花木兰等一系列“大IP”，可以给我们什么启发？
田兆元：中国民俗学界过去长期不研究经济，或者研究得很表面。其实，民俗资源、非遗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民俗经济是一片蓝海，关系民生福祉，关系文化传承甚至文化安全。
近年来，我们有了类似《哪吒之魔童降世》这样的优秀商业作品，但也有不少模仿性太强、不太成功的作品。我觉得突破的关键在于开发意识要跟上去，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打造精神审美价值突出的产品。抱着“捡皮夹”的心态是做不好文化产品的，要沉得住、付得出。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