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汇
2020-09-13 06:31
【编者按】在中国近代史上，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五四运动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更是成为“高光时刻”。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在中华大地上扎根。那么，红色文化为何能在中华大地上兴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瞿骏教授认为，这与三个维度密切相关。以下是他在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史学社“诚之讲坛”上的演讲。
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大历史事件合流促成了中国的巨变。此种巨变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日趋增长的吸引力。那么，吸引力从何而来？又为何会日趋增长？对此，前人已有非常多的研究和解释。但随着新资料的披露和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不少问题可以获得新的推进。
中国智慧从来重视风俗、风气和风教。这些“风”似虚却实，无处不在，影响深入肌理。它们一方面塑造着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则会成为时代转折与群体心理变迁的标识。而红色文化正是从1917年开始吹起，之后席卷全国的“大风”。这股“大风”标志着全新时代的到来，它的兴起与发展和以下三个维度密切相关。
红色文化是时尚的文化
有些人对红色文化存在错误印象，总觉得它有点古板。其实，红色文化既不是古板的，亦不是僵化的，它初起时的典型特征就是时尚。这里的“时尚”不是指一般意义的时髦与群趋，而是指在当时，相比别的文化，红色文化具有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导的先进性，但又不曲高和寡，而是充分符合时代潮流，引领思想走向，从而赢得了大批人的支持、认同和信仰。
1840年后，中国被英国的枪炮、鸦片拖入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屡遭侵略，备受屈辱。屈辱触动反思，沉沦激发觉醒。甲午战争后20余年，各种“救国”的思路和实践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如“变法”救国、立宪救国、法政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这些“救国”的思路和实践，一方面为之后红色文化的传播做了铺垫，奏了前曲，是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之历史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当时这些思路和实践也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即其对于那个以帝国主义国家为绝对主导的，以战争、侵略、殖民、掠夺为基本特征的世界秩序没有根本反思，遑论重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由于对这一基本前提的忽略，导致那些“救国者”再如何强调“富强”，这种“富强”也仅是少数人的“富强”，和中国大多数人无关，甚至是牺牲大多数人的“富强”。
如何能真正“救国”？如何才能改变旧世界的不公秩序？反思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如，瞿秋白说：“世界人类的文化至欧洲大战而大破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毒症暴露，以后的发展若不改一趋向，非走到绝地不止。”瞿秋白的话说明，列强瓜分世界的撕咬血斗刺激着中国人在全球大视野内考虑中国问题，厘清中国道路。当时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考虑和厘清后的答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援引与追求，因为马克思主义天然地具有全球性，也天然地关注“大多数人”，其提供了建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1920年，毛泽东一改“只救本国”的思路，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此种双重改造秉持的是“世界主义”，这个世界主义不是旧世界里列强的霸凌主义，而是“四海同胞主义”，“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
红色文化是先进的，先进的红色文化塑造了时代风气，它促成许多知识分子心理上的转折，对苏联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17年之前，中国人认知的革命模版除了传统的汤武革命，无外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其中，法国革命以其现代性和相对的彻底性尤其具有吸引力，辛亥革命似乎也成为中国版法国革命——推翻了政治上的旧政权。但革命之后，中国的根本问题却没有获得解决：国家依然没有地位，社会依然缺少变化，文明依然未得改造。满目的问题让中国人心忧如焚，但又毫无头绪，放眼世界，欧美列强固然都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学习对象，但却都不是合适的那一个。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建立，在那片土地上确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俄国是列强中的弱国，但俄国却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劳工农民走到了前台，当上了主人。共产主义学说是一套还未经过充分实践的学说，却在苏联渐渐立稳站定了。这些貌似“不可思议”的事实让马克思主义不再停留于纸面，而是成为具象的、可模仿的东西，中国道路从此有了合适的选项。因此“苏联”这一符号不仅成为红色文化的象征，更是赢得了当时大多数关注中国命运之人的肯定。比如，傅斯年就说：“一年以来，我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它做引子。”1926年胡适考察苏联后，也不得不承认“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
胡适和傅斯年的政治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很多时候甚至是“激烈地反对”。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苏联”的评价就更值得注意。这既充分说明了红色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先进且时尚的风格，这种风格对于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来说都具有一定吸引力；同时也说明，在中国道路的选择上，为何马克思主义最终能在各种主义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红色文化是年轻的文化
先进时尚的红色文化吸引着中国人，其中的主力则是当时中国的年轻一代。这种年轻文化的形成首先和20世纪20年代中国有了一个“学生世界”相关。
据相关史料统计，截至1923年6月，全国小学生数量为6601802人，中学生数量为182804人，专门学校学生数量为34880人，合计680多万人。这一人群的规模与当时人口总量相比并不算大，但相较20年前的学生数字已是突飞猛进，增长极快。而且数字本身仅仅只说明“学生世界”的一部分特征，更重要的是在数字背后是一批批年轻人从乡村、市镇来到了省城、都市，一批批年轻人在学校和城市公共空间里交汇群聚，一批批年轻人开始在资讯最为流动、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与红色文化接触。
红色文化的传播推动着中国青年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尤其是和革命相关的组织，并成为组织里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员构成就是如此。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13人，平均年龄28岁，其中在1890年及以后出生的有9位。1922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委员、候补委员16人，平均年龄26岁，在1890年及以后出生的有10位。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12人，平均年龄23岁，在1890年及以后出生的有9位。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些都是当时的“90后”“00后”。
以上数字和比例说明，红色文化对年轻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在红色文化的召唤下，这些年轻人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与后备队。同时，正因为革命的主力军和后备队由当时的“90后”“00后”组成，他们又由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所以中国革命的独特风貌也就此出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革命既是有朝气、有理想的革命，又是能务实、有目标的革命。这种“兼而有之”的特点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其政治对手的比较中看清楚。相较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有朝气。它没有自清末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比如辛亥革命时期产生的大量老国民党员，没有那么多元老在革命推进中阻挡掣肘，指手画脚。相较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有理想。它走出了狭隘的国家主义，考虑的是全人类的命运与前途。相较无政府主义者，中国共产党能务实、有目标。它追求世界大同，但并非虚幻缥缈的世界大同，而是一步一步改造、一步一步建设出来的世界大同。
第二，中国革命是能够自我反思、不断学习的革命。20世纪20年代干革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不属于“工人阶级”，也不是“无产者”。他们多为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如果从其阶级属性出发，由这批人来领导革命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奋斗在最初阶段就全力以赴与工农相结合，与人民在一起，由此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普罗米修斯”。
举一个例子。1924年5月，恽代英号召党、团内的青年学生趁着暑假“与占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民相接近”。在恽代英的思考里，“接近”农民有许多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他们谈话，在谈话时间，我们不要自己说得太多了，不要用很多他们不懂的名词，不要说“革命”“流血”等骇人的话把他们吓得不敢亲近了。我们最好是少说，多问询他们，让他们多说。我们要从他们所说的当中，学习他们的生活状况，研究他们说话时所用的话头与格调，亦研究他们的思想，与他们所觉得的问题。我们要学得用他们的话头与格调对他们说话。总之，“我们要教育农民，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
这样“接近”人民的方式无疑在党内和团内形成了风气，构成了传统。后来毛泽东是这样做的，许许多多的干部也是这样做的。正是在这样的风气和传统里，中国共产党不惧因年轻而犯下的错误，也扭转了因阶级属性而带来的不足，在反思和学习中不断发展壮大，至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红色文化是落地的文化
红色文化的时尚与年轻让马克思主义能渐入人心，扩展影响，但红色文化若只有时尚和年轻却不能“落地”，它的传播就失去了长效机制，更谈不上扎根中国。因此，红色文化如何在中国“落地”是今天讨论的第三个维度。
我曾对红色文化在江南地区“落地”的史实和机制做过分析。这里将进一步在“中国元素”与红色文化“落地”的关系上做一些讨论。简而言之，和红色文化最有关系的“中国元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中华传统文明，另一部分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实际状况。
从中华传统文明来说，其中确有不少元素可以和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相连相通”，目前最需厘清的是“天下”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在20世纪之前，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天下”占据中心位置，最为重要。而今日通用的“世界”，在当时一般只在佛典意义上使用。今天，经常有人将“天下”与帝王统治联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类。其实，“天下”有政治概念的内涵，有地理概念的内涵，但归根结底“天下”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指的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这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又不仅仅属于族群意义的中国，而是属于普天之下的所有人，所谓“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天下”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而正因为其是世界的，所以“天下”观念不是落实于帝王，而是落实于苍生。这一点最明显地表露在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的辨析中。在顾炎武看来，“亡国”（改朝换代）是肉食者（君臣）考虑的事；“亡天下”是“匹夫与有责焉”，一旦“亡天下”，文化消逝，仁义充塞，将产生“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局面。所以，天下的着眼点是“人”，是“天下苍生”。
如果理解了“天下”落实在“苍生”，也就能理解它为何能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正如我前面所讲到的，马克思主义可发展于一国，但绝不局限于一国。它是全球的，属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劳苦大众。“天下”观念恰也是如此，它发展于中国，但不局限于中国一国和华夏一族。所谓家国天下，从其顺序就能看出它们一方面互相联系，另一方面彼此递进。“天下”在价值层级上高于“国家”，其作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系于普遍的民生，关乎所有的人类。在这个意义上，红色文化在中国的“落地”几无窒碍，因为“天下”观念已成为中国人接受红色文化的既存状态。
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实际状况说，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并不具备马克思原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但却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悖论是矛盾的，也是深刻的，中国革命成功的要诀正在于此。
从原典出发，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状态下才有发生的可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而且是产业工人。这两大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也不具备。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比如，对阶级斗争原理的“中国化”把握。阶级斗争是革命的一个基本原理，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如果机械地照搬阶级斗争原理来干革命，则一方面找不到革命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敌人也会多如牛毛。因此在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对各阶级的分析不是机械的、简单的，而是实际的、复杂的。这从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能证明。现在我们常注意报告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经典语录，而对包括《报告》在内的毛泽东一系列文章中对中国各阶级的复杂而精到的分析重视稍有不足。正因为我们党的阶级分析是实际的、复杂的，同时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求“民族独立”，所以党对“中间力量”即革命可联合力量的判断也是极其灵活的，随局势而动的。
再比如，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处的“中国化”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断和原理都植根于18、19世纪的欧洲大陆，它们都不能简单挪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因此在诸如民族自决等问题上，中国并没有采取俄国那样的方式。事实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推进。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文明与外来主义的“相连相通”促进了红色文化“落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实际状况迫使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红色文化完成“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文化出版重镇，上海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地。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上海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由此，红色文化因其时尚、年轻和落地而有了勃勃生机，中国革命的各种成功基因也陆续镶嵌其中，从而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发展、壮大。
【思想者小传】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央组织部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第四批）、上海市“曙光计划”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优秀青年学者”。担任上海历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理事。著有《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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