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昕发烧了，在2月的武汉。会不会是中招了？湖北省已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身为医生，他有很多理由担心。
马昕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华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总指挥，统领医院在武汉的273名医务人员。他们主要分布在武昌方舱医院和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在方舱，患者症状轻，但人数众多；同济医院里，他们负责ICU，虽然病床只有30张，但都是危重症患者。两所医院相距近20公里，车程半小时，这半小时往往是马昕偷闲打盹的时候。在武汉的这一个月，他太累了。他想，发烧多半是疲劳引起的。
疲劳，不仅仅因为眼下的疫情防控，而且因为他总在思前想后：疫情爆发前，我们做对了什么，疏漏了什么；疫情结束后，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做哪些改进。
如果不是新冠病毒疫情，去年9月29日的那个下午，他可能早已淡忘。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疫情的预演。
华山医院当天举行了一次应对高致病性禽流感H7N9的演练。在门诊的发热预检处，一名“发热、咳嗽、有过活鸡接触史的”患者前来就诊，一场急性突发传染病防控战役就此打响。门诊预检、发热门诊、检验科、放射科、感染科会诊医生等迅速进入应急状态，防保科及时报告疾控中心，感染科51病区立即准备负压病房收治患者，保安协助安排隔离措施和维持秩序，后勤人员及时进行环境消毒……
就和现在在武汉一样，接诊医生身穿防护服、面戴N95口罩。这样如临大敌的场面在上海极少见，甚至在医院也是偶然，极可能引起公众恐慌。当时在现场指挥的马昕让工作人员一路高举告示牌，上写：请勿惊慌，这是演练。
马昕和华山医院的同事们预见到，在人口密集的都市有可能突发传染病疫情。但后来的新冠疫情表明，更多事情是当时无法预见：引起疾病的是一种从所未见的病毒、波及范围远超一座城市、需要的救治力量也远不是一所医院能够承担。
3月4日在武汉接受采访时，马昕间或咳嗽一声，但烧早已退了。他说：“刚发烧时，我很慌。赶快回去喝大量热水、吃抗病毒药、洗个热水澡、休息。我立即把自己隔离起来，好在第二天烧退了，咳嗽也减轻了。知道是疲劳导致的。”
就在访谈前的一周，武昌方舱医院A、B、C三个病区中，B区关闭。原来满员的方舱现在空床逐渐多了起来。马昕也能安心坐下，接受一次深度访谈，阐述对于疫情防控的实践和思考。
方舱开舱初期差点引发舆情
解放日报：华山医疗队人数众多，是怎么分工的？
马昕：在全国范围内，华山医院派往武汉的医疗队伍人数最多，前前后后273人。上海前两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都是从各家医院抽4名医生护士，临时拼凑的一支队伍，每批135个人，华山医院也有8个人分别加入。
我们比较有特色的是后面两支队伍，华山医院三纵队的46个人在武昌方舱，华山医院第四批医疗队接手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ICU病房。
解放日报：方舱医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概念，管理起来有困难吗？
马昕：武昌方舱医院第一个开舱，经受了很多教训。刚开始的混乱，病人的不满，都体现在这里，也差点发生舆情。如果洪水、地震来了，家没了，有个体育馆能睡觉，人们会很开心。但现在，家非常温暖，病人离开家来到方舱，就会有不适应。
刚开始是人等床，刚有床位人哗的一下全填满，像要抢床一样，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
后勤保障、流程跟上之后，运转得不错。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关系进去了。管理病人不仅是医疗救治，还包括心理、社会行为的救治。到了这么多人的环境，很多病人不适应。如果有不良情绪，会发酵扩大。这时候在方舱医院，就要对他们进行正能量引导。
一大堆人在一起，需要一个主心骨。好比一起打球，刚开始乱投篮，需要有组织能力强的人说，别投篮了，分成几个组来打。这人在这里面很重要。病人里有干部、党员，都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们形成了联合党支部，让这些病人把风气带正，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理解国家的政策，克服暂时的困难，成效非常不错。
医疗布局要抢在疾病前面
解放日报：有些人认为，方舱医院对病人的救治能力有限。你认为方舱医院实现了预期目标吗？
马昕：29小时造出来的武昌方舱，和其他15个方舱一起提供的万张床位迅速解决了许多问题。作为社会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方舱的床位数要抢在新感染病人的前面，抗疫战争就胜了，做这件事的重点就是超前，比如有5000确诊病人，方舱里要有5000张以上的床位。
方舱医院，对未来的启迪有一点很重要。政府在建造体育馆的时候要考虑多功能，赈灾的时候，体育馆能不能对抗地震作为临时避难所？有大型疫情的时候，设计能不能符合院感的基本需求？
解放日报：方舱里现在床位还紧张吗？
马昕：武昌方舱原来有A、B、C三个区域，一共800张病床。B区因为在地下室，采光、通风差一点，一个星期之前被关掉了300张床。楼上的500张床位今天只剩不到300个病人。华山医院医疗队原来负责C区的250张床，病人也只剩一半。这几天病人会源源不断出院，方舱的病人越来越少。
光谷ICU的危重症病人也在减少，压力比以前小。现在的病人基本上是以前的存量病人，新增的不多。整体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明显的拐点不好说。还是要靠当地政府强力梳理，把残留的、隐匿的挖掘出来，及早送医。
这个城市不简单，封城一个多月。不过武汉人民还要再承受一段时间，大家要努力，不能掉以轻心。
抢救病人失败，大老爷们嚎啕大哭
解放日报：在武汉，不少医务人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比如失眠、焦虑。华山医院的队伍情况如何？
马昕：医生们精神上有压力。甚至有一次病人抢救不成功，医生跑到外面嚎啕大哭。一个工作五六年的大老爷们，抢救失败是很正常事情，你应该有一个坚强的心，怎么会哭呢？回过头想也理解，谁都没见过这阵势。就像战场的新兵要扣扳机，心路历程必须要克服。
刚开始最大的问题是焦虑。队员在宾馆里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生活上没有什么机会去聊天，吃饭也是领着盒饭回到房间。在工作岗位上谈的都是工作，匆匆忙忙的，而且有限的话都说在病人的治疗上。没有人沟通，如果内心不够强大，很容易出现精神上的一些不适。我和护士长、各组组长说过，定期开开小会，大家定期坐一坐、谈一谈心里的困惑。另外我站在这个地方陪在旁边，他们心里会有一种安定感。
要持久保证医护人员的战斗力，我们不能忽略忽视心理健康。
解放日报：你最担心事情是什么？
马昕：害怕我们的医生感染。武汉的同道感染的人很多，大多数是在早期不知道这个病毒的时候被感染。
医护人员一旦感染，影响非常大，可以让团队瞬间失去战斗力。所以如果队员的院感防护没做到位，坚决不让他们进舱。每一批新人刚开始都由院感护士和医生带进去，等动作没问题了，再慢慢放飞。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防火防盗防同事。医护人员每天在病房工作，空气里、衣服上到处都可能有病毒，就靠院感的防护，要有这个意识。
前段时间，队员接二连三的发烧，让我是蛮担忧的。因为很难甄别是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还是因为疲劳或者是普通感冒？有的时候症状接近比较类似，一定要提高警惕。出现这种情况，让他在房间不出来，还要做CT、咽拭子核酸的检查，一是摸排，第二也是让队员不要一种恐慌。结果没问题，我也放心了。
所谓新的、激进的治疗，我们都没用
解放日报：光谷ICU的重症病人治疗效果如何？
马昕：按照国家的诊疗规范，很多病人接受的是比较程式化的治疗，根据病人的情况再进行个性化的调整。确实没有什么特效药，对重症病人治疗最主要还是多器官的支持治疗，保证功能，主要通过他的身体扛过去，这是让我们非常遗憾的事情。
病人没有多器官问题，可能还不会到危重症，光谷ICU的重症病人基本上都不是单单肺的问题。平时医院里面ICU抢救、上呼吸机也就几个人，比较平稳。在同济医院，高峰的时候，30个重病人27个插管，27个里有3个上了ECMO。
解放日报：上海医疗队最早到武汉，特别能战斗。上海医疗队工作特色体现在哪里？
马昕：上海医生在抢救过程当中比较严谨、细致。首先在院感防控上，有非常细微的考量。我们不会盲目地以血肉之躯往前扑，医生都很理性，讲科学，个人防护肯定要到位。上海整个文化体系是以人为本的，关注医生护士的身体健康，不会下很多行政死命令。
具体治疗上，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诊疗规范。国家发布的治疗指南，是在大量专家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被证明是有效果的治疗方式，我们会去遵循，比较稳妥。许多看上去激进、所谓新的治疗，我们都没用。没必要在这些病人身上做实验性的治疗，实试验性治疗从大数据来讲失败的更多，有的治疗可能只是个案证明获得一定效果，但没有数据支撑。
治疗要讲究科学、讲究循证，看有权威性的发布，遵守行业共识。就像上海的城市文化一样，是规则的坚定守护者。大家都遵守规则，就能非常稳健地往前走。不遵守规则，总想有所突破，有时候事与愿违。
感染科是国家和民族的保险
解放日报：这次疫情对医疗学科建设的启示在哪里？
马昕：经过这场疫情显示出来，我们的基础学科、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这些都是国家的医疗支柱。
重症医学某种程度来讲是多学科的团队，什么毛病都能治。重症的治疗能力，各家医院都需要提高。我知道有的医院不重视重症抢救，有就行了，不想大发展。但是政府在这方面要有投入，有某种程度的补贴，重症医学也是一个医院的核心支柱，是出现大型灾难时的托底学科。
从医学经济学角度，感染科既危险又不赚钱，也不是每天都有许多传染性疾病，但感染科是国家和民族的保险，是一个国家的储备。大型疫情来的时候，这些学科的人最有敏感性，那时候他们在冲锋陷阵。
在平时大家关注的可能是一些罕见病的高精尖手术，但是这些手术的涵盖面不一定那么大。感染学科、重症医学、呼吸科等虽然不能明显见到经济效益，但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我希望政府在这些学科上，能给各个医院有所支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