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谈全球城市,大家一定首先会想到上海这个近现代“最洋气”、今天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尽管也有一些其他城市,在某个历史阶段、在某些领域会超过上海,但从空间形态、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社会生活、文化消费、审美时尚的综合性和连贯性上看,没有哪个中国城市可以排在上海前面。这很可能是上海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全球城市”的主要条件和文化自信。但如何布局“全球城市”建设,我认为目前还需要好好进行研究,除了研究西方相关的理论和对标现有全球城市,也要深度了解上海走向全球的历程和新时代的中国语境。
从历史上看,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上海和全球城市的历史关联。自170多年前开埠以来,承“大航海时代”开辟的最早的“全球化”之绪余,原本在江南地区城市化水平很低的上海迅速驶入了城市发展的快车道,并在经过数十年之后荣登“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宝座。以现代商贸和“十里洋场”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上海的全球化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中西混杂、以西为主的鲜明印记,在这里集聚、混成和传播出去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和生活方式直接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建构。但这条走向世界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反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上海与世界的联系变得十分微弱。除了大家熟知的政治和冷战因素,还有那些来自城市化本身的规律、要素、机制和问题参与了这个“逆全球化”进程,它们在其中发生了什么作用,以及是不是还依然存在,今后还会不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等……这些对于上海在中国大地上研究、规划和建设“全球城市”非常重要,不是单凭萨森女士的一个“全球城市”理论就可以解决的。
从现实中看,还要认真梳理和分析上海“再全球化”的基本形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快速启动了自身的“再全球化”进程。不仅上海与世界公认的“全球城市”在经济、金融、人口、文化等方面的来往日益密切,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新加坡等世界城市的理念、规划、管理、服务、消费等被上海艰难地消化和急切地吸收着。这个过程与一百多年前的上海开埠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似,同时也一次次地影响和改写着上海城市的定位和发展目标。经历了“经济中心”“四个中心”“国际大都市”“文化大都市”“国际文化大都市”等探索和铺垫后,2018年1月4日,酝酿五年之久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正式发布,明确提出到2035年把上海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这是一个比100多年前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更加宏伟的城市目标。
在“上海2035”中,不仅包括了空间、经济、金融、科技等“硬件”建设任务,也包括了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等城市功能性目标。而最需要关注的是,“上海2035”同时提出了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是上海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一阶段都不曾有过的新内涵和新设计。因此,“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什么关系,有哪些是完全契合的普遍性的规律和特点,又有哪些是需要加以区别和分类对待的个性和差异性,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两者又会面临哪些需要协调和未雨绸缪的矛盾和冲突……对这些问题的优先考虑和给出明确答案,对于做好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由于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已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上海作为国内首个“全球城市”的探路者和先行者,如何摸索经验、做出示范,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
“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是应对世界城市化困境、特别是“大都市病”的一个“中国方案”。与以被迫打开国门、通商互市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全球化”不同,21世纪的上海主动提出建设“全球城市”的战略议题和目标,既是以新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综合性优势为靠山,同时也是以上海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雄厚城市实力做本钱的。但由于当今世界不仅有纽约、伦敦这样的西方大都市,也有众多的正处在艰难选择和探索中的发展中的大城市,特别是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国家,以及国内有为数众多正亟待开放发展、融入全球化的中西部城市,所以这个“中国城市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在坚持和世界各国关于全球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交流、对话和相互借鉴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全球化中的“弱势城市”以及适当重视中国城市的问题和需要,以便为全球城市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更稳健的建设方案。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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