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
2018-06-30 17:20
千百年来，浙江独特的地理环境、频繁的人口迁徙，造就了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砥砺了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从良渚的玉器上、西湖的山水间、文人墨客的诗文里，可以看到怎样的江南？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资深委员、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浙江通史》主编、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陈剩勇，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敬明，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董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陈玉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有深入的观察。
鱼米之乡兼得山海之利
上观：西湖、断桥、雷峰塔，构成了很多人对浙江的“第一印象”。除此之外，这一诗画之地还有哪些经典？
梁敬明：对浙江的“第一印象”，或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历史上，浙江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于山川形胜，如西湖之秀美、莫干之清凉、雁荡之奇胜；于历史文化，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总引人入胜，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演绎、传颂种种传说和故事的越剧；于特色物产，如茶叶、丝绸、青瓷、宝剑，等等。
陈玉兰：充满诗情画意的浙江，是宋之问、孟浩然、王维、王昌龄、岑参、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苏轼、陆游等诗人词客丈量过的土地。在他们的歌咏中，浙江既有五彩灯挂满的雕楼画栋，又有菖蒲枝斜插的篱落柴门；既有头顶陶罐的古越少女，又有腰佩龙泉剑的壮志男儿……
就浙江的原意而言，指的是呈“之”形折转东流的钱塘江及其众多支脉。此域因钱塘江横穿而分为两区，一边是浙东，包括宁波、绍兴、温州、台州、金华、丽水、衢州；另一边为浙西，包括杭州、嘉兴、湖州，与江苏的苏锡常同为环太湖流域的主要城市，构成江南文化的核心区。
陈剩勇：浙江还兼得山海之利，其中的代表性符号是钱塘江。钱塘江孕育两大类型文化，一个是山地文化，一个是海洋文化。钱江水从大山深处奔腾而出，钱江潮从茫茫大海中倒流入杭州湾，山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由此融汇在一起。
上观：从大禹的因势利导，到岳飞的精忠报国，再到鲁迅的嬉笑怒骂，不同历史阶段的浙江似乎有着不同的“传奇”。这里面，有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
陈玉兰：基于众多文献记载，大禹治水可以判定是信史而非传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禹迹茫茫，却遍及九州。其中，浙江境内会稽山脉的禹陵、禹庙、禹穴颇有名气。
根据《史记》记载来推断，会稽应距泰山不远。后来，有一支大禹的苗裔来到浙江。为纪念桑梓、祭祀先祖，便将鲁之“会稽”乔迁南来。由此，大禹治水的方法得以在越地推广运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浙江的水患频繁，时势呼唤治水英雄。因此，与其说大禹在浙江是一种神话，不如说大禹治水所体现的科学精神被信仰化了。
杨建华：从漫长的历史演进来看，浙江的发展依托于水文化和山文化的融合、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融合。特别是，在古代吴文化和越文化的融合基础上应时而动，实现了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接。所以，浙江的历史文化风貌多姿多彩，但本质上体现了和合共生的精神。由此我们说，浙江是江南文化重要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地。
上观：吴越争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透过吴越相争的表象，可以看到怎样的江南文化融合史？
陈剩勇：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文明的两种价值取向：前者更多体现中原的礼乐文明，即尊崇礼义、恪守规则；后者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则更多具有所谓“山民”的特性。
其中，越王勾践对江南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勾践及其臣民在绝望中求希望的毅力、忍世人难忍之情的勇气、为天下难为之事的豪情，在历史的传承中已积淀为一种文化心态。由此，以越文化为一大核心的江南文化就显现出阳刚、强劲的一面。
陈玉兰：吴、越俱在远离中原的东南，“习俗同，言语通”，国虽为二，实为一体。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文化性质的不同，而只是文化水平之间的差距。
进一步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是江南文化的发轫期，其间文化的许多特点决定了后来江南文化的基本内涵。例如，吴越青铜宝剑皆以精细雅致而著称，将实用性和艺术性巧妙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江南文化柔中寓刚的特质。
良渚先民开创最早的江南
上观：浙江一地的远古文明，同样熠熠生辉。其中，位于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总体水平与仰韶文化相当，但二者的文化面貌有很多不同。由此，是否可说河姆渡是中华文明的另一个“源头”？
王宁远：近年来，浙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取得长足发展。浙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尚未发现，但距今7000年以后的文化发展序列基本排定，即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至于钱塘江以南地区，河姆渡文化之前，还发现了距今近万年的上山文化以及距今8000多年的跨湖桥文化。
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它们孕育的史前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各有渊源，又不断交流碰撞。事实上，我国的东北、西北、长江中游、长江下游、海岱（今山东省渤海至泰山一带）等地区，都曾形成各自的区域文化中心。它们交相辉映、多元发展，呈现“满天星斗”的状态。
上观：还有观点提出，马家浜文化是吴越文化的“前生”？
王宁远：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6000年，分布在太湖平原周边苏南、浙北和上海一带。它经过崧泽文化直至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等，发展为古吴越文化并延续至今。
从文化谱系角度来看，马家浜文化是江南地区现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称之为“江南文化之源”无可厚非。但要注意的是，“江南”在国人的心目中，并不仅仅是地理概念，而且是一种烟雨迷蒙的美丽图景，代表一种饭稻羹鱼的水乡生活模式。严格来说，这和马家浜文化的面貌有所不同。
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人，大多居住在河谷和山前坡脚等自然高地，以渔猎为生，种植少量稻谷。典型的江南水乡生活模式的形成，可能与距今5500年前的一次全球气候突变事件相关。这次气候事件影响深远，导致北纬30度附近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长江下游区域的生存模式由采集狩猎全面转向栽培农业，进而出现早期国家，迈入文明时代。
上观：在闭馆提升改造300多天后，良渚博物院近日重新开馆。今年年初，我国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申报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请问，良渚文化为何如此受到重视？
陈剩勇：良渚文化时期，从大型水利工程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尤其是以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为表征的礼制系统，表明5000年前的江南文明已经相当发达。它不再是一种曙光，而是实实在在的“流光溢彩”。
王宁远：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都建立在旱地麦作农业基础之上，而良渚文明属于湿地稻作农业文明。为了开辟更多的可耕地，江南地区的先民们陆续从山脚河谷等高埠居住地向太湖平原腹地迁移。这种移民开发活动在良渚时期达到高峰。
水网平原易于开垦稻田，却苦于水患，难以居住。于是，先民们创造出一种影响深远的居住模式：堆墩。一方面，堆墩抬高了居住面，有助于解决水淹问题；另一方面，取土形成的池塘水域扩大了蓄水量，和自然水系连通又能方便交通和渔猎，可谓兴利除弊、一举多得。
因为当时的水稻产量较低，所以每个聚落的规模不大，人口约在二三十人左右。这种墩台居中、环绕稻田、舟船出行的小聚落密集分布，构成太湖平原开发的一大特点。太湖平原是生态脆弱的地区之一，但良渚先民创造的这种居住和生产模式，科学解决了人地矛盾，使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因此，可以说良渚人开创了最早的江南。
不仅转运物资，而且流动精神
上观：在京杭大运河上，又有着怎样的“南来北往”？
陈剩勇：唐宋以来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运河。仅就文化的发展繁荣而言，朱熹的理学思想、王阳明的心学、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经由大运河传向全国各地；元曲的繁荣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的创作和流行，也与大运河紧密相关。
杨建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对浙江的发展更是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一般认为，大运河的终点在杭州。但浙江人跨过钱塘江，还挖出了一条东运河，连接绍兴、宁波。自此，整个浙江除了钱塘江自西往东之外，从南到北又有条大运河。这两条河，可以说是古代浙江的生命线。
陈玉兰：京杭大运河上，不仅转运物资，而且流动精神、融汇文化。历史上，江南文化经历了三个不断迈进、超越的过程：从魏晋之前“江南之江南”，到南宋之后“中国之江南”，再到近现代以来“世界之江南”。其中，江南文化的每一次高潮，都离不开京杭大运河承载的文化交融。
仅以词的发展为例，灵动而散漫的南人之词受到中原文化洗礼，融进意态典雅而题旨正大的正统质素，提高了词的品位和表现力。而由北往南的折返，对词体而言可谓回归故土，仿佛如鱼得水一般自在亲切，从而得以呈现更加多元的发展态势。
上观：南宋定都临安后，昔日大运河南端的商贸之城成了“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都”。从“首府”到“首都”，杭州靠什么实现巨变？
陈玉兰：马可·波罗的《寰宇记》是欧洲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其中，有关“美丽华贵的天堂之城”杭州的描述，占据全书的1/12。
书中记述，杭州城的一面有一个碧波盈盈的淡水湖泊，另一面有一条大江；大小河渠延伸到城里每一个地方，带走各种污秽浊气，并为居民运送各种必需物品；城中有10个露天市场，其形方正，每边长各为半（英）里……从中可见，杭州的魅力就在于山明水秀、交通便利和商贸发达。
梁敬明：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是吴越国的首都。作为一个较小的国家，吴越王朝将保境安民政策执行了70多年。北宋时，杭州城市面积正式超过六朝古都南京和吴地中心苏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等到南宋建都临安，这个新的江南中心又成了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
上观：宋人笔记《武林旧事》详细记载了一次宴会，仅菜肴就有200多种。同时，还有17种饮料、59种点心。在当时政权偏安的情形下，这是否显得太过奢华了？
董平：周密的《武林旧事》，以记载南宋孝宗时期都城临安的“旧事”为主，保存了大量的实录性质史料。从中，既可窥见皇家的奢华，也可看到市井的靡丽。这里所提到的“盛大宴会”，应该是指公元1151年宋高宗幸张俊府第的那次饮宴。如此，就不能一般地称之为市井奢华，而主要体现了皇家或统治阶级上层的奢靡。
不过，从《武林旧事》以及吴自牧《梦粱录》等作品中，要体会当年钱塘的繁华并不是难事。这样的市井奢华，很难简单地评价是好还是不好。仅从文化角度来看，它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古代城市生活的范本。
生活在南宋都城杭州，除了能够按不同季节参与各种节庆活动，平常日子里也可以到“面食店”或“分茶店”去享受美食，没有现成的还可以下单“定制”。然后，可以去游览西湖或各种“园囿”，累了就到“茶肆”休憩。这些“茶肆”装饰豪华，“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朋友来了，可以到遍布城内外的不下17处“瓦舍”听曲娱乐，晚上又有夜市可逛。
如果是文人，大可加入“西湖诗社”或其他各种“社会”，吟风月、弄花草一番。如果是佛教信徒，那遍布湖山的各大小寺院自然是能够满足需求的。那些寺院中的僧人，精通佛典而能谈玄说理者有之，谨守戒律而梵行高洁者有之，诗艺娴熟而能吟诗作赋者有之。湖山梵舍，既是一方净土，又与市民生活联系紧密。
即便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南宋杭州的都市生活也确实很不一般。它既以消费型文化为主要特征，又追求安闲雅致，体现了民众生活的精致化与秩序化。
“不同的江南”孕育开放包容
上观：以宋室南渡为标志，江南文化是不是真正成熟了？
杨建华：谈及江南文化的成熟，不得不讲两个人。
一位是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他提出的“心学”，提倡格去物欲而求得“良知”，被认为更加符合人性、更加符合文明、更加符合理性。
另一位是黄宗羲，同样来自余姚。他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其著《明夷待访录》系统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张实行社会改革，提倡“工商皆本”。
这两位思想家是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推陈出新者。由此出发，就不难理解浙江为何会成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前沿地。
上观：从范蠡到百年胡庆余堂，浙商的身影从未远离。请问，浙商到底是个怎样的群体？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他们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建华：春秋时代，越国就活跃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计然。他主张“贵贱论”，即商品价格高时，要像粪土一样赶快将其出售；商品价格低时，要像珠玉一样买进。
计然的学生范蠡在越国从政长达29年，制定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建国方略，对勾践灭吴起到重要作用。灭吴后，范蠡携西施远离政治，专事经商。史料记载，范蠡经商19年，积累亿万资产，却接连三次把财产散尽。
从范蠡身上，可以概括出浙商的行事特点，即勇于担当的经世理想、艰苦奋斗的务实作风、造福百姓的儒商精神、功成身退的隐逸人格。简单来说，就是“无中生有”的精神，就是“跑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这是被逼出来的一种奋进，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今天尤为值得弘扬。
董平：浙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基于产品的盈余而将其转换为“商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浙商作为一个群体，大致要到宋代之后才凸显出来。从史料上看，浙商的资本不如别地商人雄厚。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小本经营”者居多，但浙商尤能吃苦耐劳，财富增值较快。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之后，又多系情国事。
南宋时期出现的“浙东学派”，可视为支撑浙商经济活动的重要思想资源。“浙东学派”重视民生、关注现实，强调把道德理想付诸生活实践，用实践的行动来彰显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至于“经济世务”都需有个人能力的充分涵养。
上观：近来的研究表明，浙江是古代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这一定位，对重新认识浙江乃至江南有什么启示？
杨建华：在浙江湖州，有一座桥叫骆驼桥。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古时，湖州主要生产丝绸，大量丝绸从这里起运，并用骆驼起运往西。这样来看，浙江湖州是不是可称为丝绸之路的起源地或者说出发地呢？
在海上，大家知道宁波原来叫明州，它跟泉州、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由此，浙江一端通过港口连通海外诸国，另一端通过大运河由洛阳西出衔接亚洲内陆。昔日的“运河南端”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枢纽点，依然是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的一大发展方向。
董平：自古以来，宁波就是一个重要的出海口，既是商贸通道，也是重要的文化通道。历史上，汉地佛教向海外传播，先到达朝鲜半岛，后传向日本，宁波在其间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此，浙江虽地僻东南，但在世界交通的大格局视野之下却又处于某种枢纽地位。浙江文化性格中所表现出来的既勤恳踏实又富有冒险精神、既重视事业功利又富有天下情怀、既具有开放精神又能够容纳多元价值，盖与这种水陆交汇的交通格局有着密切的联系。
上观：还有人提出，浙江承载着“三个江南”，即“平原的江南”“沿海的江南”和“山区的江南”。这一划分准确么？从中可以看到怎样的新走向？
董平：浙江区域面积不大却地理构成复杂，平原、丘陵、沿海、内陆相互交错，人民的生活资料来源、生产方式及民风习俗、文化形态亦有所差异。所谓“平原的江南”“沿海的江南”“山区的江南”之说，并不是新发现。明代王士性《广志绎》一书在总论浙东、浙西民风差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为“泽国之民”“山谷之民”和“海滨之民”。其中提到，“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
文化的差异性，即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历史上所形成的这种“不同的江南”，正是浙江文化能够开放包容且富有创造性的根源。今天，文化与价值的多样性仍然需要呵护。
杨建华：不管怎样划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打响江南文化这个整体品牌。本质上来看，江南文化是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一种地域文化。现实中来看，江南文化正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如水质的改善、乡村空间的重塑、区域分割的影响等。如何保护好、传承好江南文化，并从江南文化的发展繁荣中实现共同受益，理应成为苏浙沪皖四地自觉践行的一种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