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起：中乌建交秘闻

莫斯科时间1991年12月25日晚7时，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穹顶上的镰刀锤子旗帜黯然降下。苏联解体，一个时代终结。

当时，我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工作，上级要求我立即去基辅，担任中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自此，自1992年2月踏上基辅土地到1995年3月奉调回国，我在乌克兰工作了三年。

这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经历，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由于情况特殊，中央要求“以最快速度”赶赴前苏地区开展工作，建馆工作也打破了常规。

比如，我同时肩负在乌建立使馆与开展外交工作两项任务，而循惯例应分两步走——行政人员先去负责建馆事宜，而后外交官再去赴任。

此外，由于乌克兰是新独立国家，双边关系没有任何基础，此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而所谓的“建馆小组”，不过仅三人而已。真是“时间紧，条件差”。

1992年1月4日，中乌签署建交公报。2月27日中午，我和两位同事——三等秘书范先荣先生（现任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随员赵向荣女士（现任外交部欧亚司参赞）飞抵乌克兰首都基辅。我们被安排入住罗斯饭店。

作为中国首任外交代表，我的首要任务是向乌克兰外长递交代办介绍书正本。到达第二天上午，我们便乘出租车前往外交部与礼宾局长会面，向他递交代办介绍书副本，并提出希望尽快同外长会见。礼宾局长先生告诉我，会面可能安排在下周。

辞别礼宾局长后，我们重回罗斯饭店。下午2点，电话铃响，乌外交部来电告，外长定于当日下午5时会见中国临时代办。一番准备之后，我们二次下楼，到了饭店门口才发现，院子里一台出租车也没有。守时是外交官的基本准则，我决定步行前去。最后，我们提前几分钟抵达乌克兰外交部。

一国外交代表乘出租车去见所在国外长已经不多，步行前往更是罕见。当时条件之艰苦，可见一斑。

（图为于振起与乌克兰总统克里夫丘克总统合影。）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苏联解体，前苏地区出现了15个独立国家。台湾当局企图浑水摸鱼，搞所谓“外交突破”。乌克兰是苏联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国之一，成为台当局觊觎之重点。在刚独立不久的乌克兰，朝野上下许多人对台湾问题并不了解。此外，由于国内经济困难，有些议员持“机会主义”观点，主张以“建交”换援助。

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中国外交官的职责。使馆工作千头万绪，我们三人实在难以应付。我想到两批人：一批是我在基辅的旧友，其中就包括乌克兰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库里尼奇先生。另外就是结识新朋——中国在当地的留学生。我把年轻人找来，他们爱国热情都很高，表示支持使馆工作。可以说，中乌平稳建交，中国留学生功不可没。

果然，4月7日，我从渠道获悉，台湾所谓“外交次长”将搭乘携带“援乌”药品的专机抵达基辅。下午4时30分，我紧急约见乌克兰第一副外长，请其予以澄清。副外长解释，此人是应一非官方组织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我提出，希望乌方恪守中乌建交公报精神，不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第二天，我安排中国留学生到机场“观察”药品交接仪式现场情况。学生发现，乌克兰一位内阁部长出席了仪式。我立即二度约见副外长，就此提出严肃交涉。副外长并不知情，表示将在了解情况后再作解释。两天后，他告诉我，这位部长确实出席了仪式，但强调是他的擅自决定。副外长还说，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已批评了这位部长，并宣布今后任何内阁官员不得参与涉台活动。

此后，又有乌克兰议员在议会开会时主张与台湾“建交”。同为议员的库里尼奇当场指出台湾问题的实质——乌克兰同台湾“建交”，无异于他国承认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独立。此言一出，全场顿悟。从此以后，议会内再无此类声音。

当然，此后台湾当局还有些小动作，但都无功而返。我可以欣慰地说，中国外交官为维护祖国统一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作为一个新独立国家，当时乌克兰没有现成的外交馆舍。除一些东欧国家把原来在基辅的领馆升格为使馆外，大部分国家的外交人员都住在罗斯饭店。这是一个苏联时期兴建的涉外饭店，硬件设施与安全条件相对比较好。

我们三人被安排在饭店7层。安顿好之后，我想到首先就是为临时大使馆挂上馆牌。中国驻外使馆馆牌理然要用汉字，同时配英文或驻在国文字。但在定制过程中遇到了个麻烦：当地无法制作汉字标牌。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变通方法，用俄英两种文字在馆牌上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馆牌红底黄字。看到使馆从自己手中初步成型，我们三人异常激动，都在馆牌前留影（即为置顶大图）。

此后，这个迷你使馆便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