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曾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韩国、越南等出现了恢复汉字的呼声。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汉字已融化为自己国家生命肌体内的血液,放弃汉字,就等于放弃自身的文化。这表明,这些国家已经摆脱了狭隘的政治偏见和民族主义,走向了文化自觉。
但中国复兴的影响也是肯定的。这是中华文化世界化的良机,也是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既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也要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态度,还要有“美美与共”,“协和万邦”的胸怀,坚持“以我为主”,但更要秉承世界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异中求同,同中存异,从战略高度立体全方位地科学分析、综合平衡,扎根大地脚踏实地推动,做到内外兼工、粗中有细、细中有异,让中国故事,润泽世界心灵;让中国智慧,惠及世界发展。
内外兼工:保持国内外中华文化关注度的“恒温”
中华文化主动走向世界,是要成为世界文化大格局中一个生动、有力、敢担当、能担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建一个和平、稳定、健康的多元文化生态格局,要保持这一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就不但要扎根“深与稳”,而且要“恒与久”。而我们目前的相关工作主观性强,客观上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导致国内外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度不一致,甚至出现内热外冷现象,阻碍了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入。要消除这一障碍,需要我们在选择传播内容和方法时坚持内功外功兼修且兼工。
首先,我们自己要明确要向世界讲什么中国故事,怎么讲,希望达到什么效果……;同时要从受众角度换位思考:中国人为什么向我讲这些故事?我想要什么?他们给了我什么?怎么给的?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样,我们就能从相对平衡的视角,客观选择合适的传播内容和角度,让“中华文化热”中外同温。
其次,我们要潜心了解和理解世界各国语言、文化、社会生态,直面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并善于利用文化差异找到中华文化可以生存之地,汲取异域土壤的养分,深扎根,匀根系,不论遭遇什么风雨,都会屹立不倒,并终可厚积薄发。
再次,我们要以不同文化和谐共生为指向,坚持“传”与“引”同步,以“传”中华文化之血,“引”异域文化肌体再造包含中华文化元素之血,并创新条件和途径,促新血倒流,反哺母体,这时,母体生命就包孕了异域文化元素,就会更具世界性,也更易反哺世界,从而实现中华文化的输血—造血—再输血的自循环,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另外,我们还要主动整合国内外优势教育和文化资源,借助海外汉学家、海外华人、文化机构、民间团体等力量,构筑中华文化世界化的无障碍通道,既贯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也细心呵护毫末之微的毛细血管,做到内外相通、相融、相合,无缝连接,无温差同步,让汉语和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又不为人觉察的常态存在。
粗中有细:战略规划与具体方法要和谐互补
中华文化世界化需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合理的全球布局,同时要针对不同国情,着眼长远、区别推动,实现科学发展。
文化越开放,越发展。最强大的文化,都具有最无限开放的可阐释性、包容性,但文化传播同时具有天然的排异性。文化分歧是常态,没有冲突,就实现不了文化的交流。我们要兼容并包,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舆情、文化差异的体察做到细致入微,并采取差异性策略,创造一个统一、积极的世界中国形象。
文化尊严事关一国尊严,我们应以敬畏生命之心敬畏中华文化。不论其被毁、被誉,还是被丑,被美……我们都要坚定文化自信,细致推理、判断,望闻问切,既有扁鹊之眸,又懂华佗之术,准确把握众脉象下的问题实质,对症下“中国智慧”之良药,推动世界进步和发展。
细中有异:差异可以保证传播有的放矢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博大精深、多元共生的,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自然也极其复杂。只有具体国家具体差异具体分析,选择差异性的交流方式和策略,才能保证中华文化融入的畅通和实效。
首先,要加强与所在国的沟通,细致区分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人群接受中华文化的差异性,以双方共赢模式,营造中华文化海外生存、成长与发展的良性环境,争取所在国政策、法律上的支持。在条件成熟的国家,推动汉语与中华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局部条件成熟的国家,则因地制宜,推动创办汉语特区、汉语国际社区等,逐步由点到面,星火燎原。同时还应具体分析中华文化在不同文化生态链中的实际处境,协调好与其他语言文化的共生关系,消解其在本土化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各种主观和客观障碍。
中华文化世界化要可持续发展,还需逐渐摆脱目前主要依赖于政府的经费支撑模式,把海外的非盈利性文化传播、教育机构逐步建成自给自足的经营性机构。中国政府还可基于海内外各种社会资源,在时机成熟时,协调成立以政府为主导、相关机构为主体、海内外民间资本为主流、教育机构收入为基础的众筹模式,使中华文化自身实现产业化。
中华文化世界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工程,涉及对象广,协调难度大,既要依靠文学、电影、书法、绘画、音乐等软着陆,也要借力科技、工业产品、人力资源等硬着陆,协调一致就极为必要且迫切。为此,需确立统一的话语体系,采取统一的话语出口审核机制和通道,避免阐释混乱,并可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