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学院与中国高官

风云 2014-09-24 23:26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若拙

【会员权限】作为中国高官海外培训的重要基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迄今已经培训了千余名中国高官。这其中,不少当年的厅官已升为省部级官员,有的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谁有资格去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而在里面又能学到些什么呢?

 

如果要给中共“海外党校”排下座次,能坐头把交椅的,一定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如今活跃在中国政坛的高官,有不少都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过。

 

这其中包括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铭、陕西省委书记赵永正、河南省长谢伏瞻、青海省省长郝鹏、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被视作中国经济改革“操盘手”的中央财办主任刘鹤、最年轻的中组部副部长陈向群、个性官员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甘藏春、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申银万国董事长李剑阁以及弃官从学的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天义等。

 

这组名单还可以列很长。

 

而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高官谱中,最著名的学员当属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了。2001年,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作为中央组织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在国内选派的两人之一,参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班。那年他51岁。

 

一年后,就在李源潮结束学习回国几周后,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4中毒事件”,造成200余人中毒、多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依照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的危机处理培训,李源潮领导下的南京市委市府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7年后,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的李源潮重访哈佛大学,谈起那段经历依然感慨,“200多人获救,36小时内投毒嫌疑犯被捕,我们地方政府的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我在这里想说谢谢哈佛。”

 

还有一位著名学员值得一提,他就是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高层智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他也谈到了在哈佛的经历,“我的研究方向是社会治理与政府改革,这也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重点方向”。

 

回国后,俞可平在中国建立了“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项目,同时他还希望每年有一到两名同事来肯尼迪学院就政府制度创新等课题进行研究。

 

公开资料显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与中国政府合作由来已久。早在1996年,就先后有6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48名解放军军官赴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2年之后,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

 

按计划,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会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官来此培训,其中4到6名是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培训,其余学员参加4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语授课。

 

到了2001年,肯尼迪政府学院启动了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员培训项目——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该项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举办。自2002年起,肯尼迪政府学院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官员,平均一年60名左右。

 

培训官员的选派最终由中组部汇总确定,其大致标准为:以中青年干部为主,年龄在45岁以下(副省部级可适当放宽),学历本科以上,级别厅局级以上,担任现职超过两年时间,英语有大学四级以上水平。首批培训官员共有51名,大部分来自于地方。结束学业后,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来自上海的局级干部蒋耀原先在市属国企任职。作为首批“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的学员,学成归来后,他走上了青浦区委副书记、青浦区区长的岗位。

 

根据蒋耀介绍,培训分两个阶段。前两个月为国内培训,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习,周一到周五,由从美国飞来的哈佛教授上课,主要内容是MPA(公共管理硕士)和MPP(公共政策硕士)课程的案例分析,双休日是吴敬琏、胡鞍钢等著名学者谈中国国情与经济形势,每晚还要看课程材料。

 

后一个月为国外培训,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度过。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学员要各上一个半小时的4节大课,重点学习公共管理最新理论和工作方法,包括税制改革、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与运行机制、政府组织如何从垂直化向扁平化改进。

 

所有课程都被穿插在几十个具体案例中展开。从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玻利维亚国企改革、斯里兰卡公共汽车改革到美国福利制度改革。

 

肯尼迪政府学院给中国学员配置了令人羡慕的强大师资: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美国前副防长沃特福德、前防长助理“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白宫前幕僚长罗杰·波特、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艾尔伍德、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主任托尼·赛奇。

 

这些活跃在政学两界的人士,既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又是公共管理执行者。他们的治理经验不是纯粹学者所具备的,他们的理论功底又比纯粹官员更扎实。

 

关于学习收获,蒋耀举了一个关于“决策科学化”的例子。以往在决定一个项目是否该上马的时候,决策者手中只有一份财务可行性分析,而对于项目长远的影响,只是在前言中有几句含混、模糊的判断。

 

而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告诫学员,要引入高度量化的“经济可行性分析”。

 

简单而言,一个工业项目赢利前景非常好,但会带来一定污染,如何取舍应求助于精确分析。正项包括企业上交税收多少,解决多少人的就业,从而又能拉动多少消费等;负项是因污染导致疾病将增加多少医保支出,人群寿命缩短会减少多少财富,环境破坏造成多大范围的地价贬值,未来用于修补环境的支出,一切都用数学模型计算。

 

“这避免‘事前拍胸脯、事中拍脑袋、事后拍屁股’的后果”,蒋耀说。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中国官员留洋学习说好,国内就存在着浪费纳税人钱与为升迁铺路的声音,还有人质疑老美的经验能否接中国的地气。这类问题只能说是见仁见智了,但有一点或许是肯定的:在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仍坚持鸵鸟政策,不愿意走出去看看的人或者政府,是很难有进步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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