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墙上,又有两盏灯,熄灭了。
95岁的胡信佳去世了。在他去世的第二天,91岁的金茂芝也走了。
胡信佳和金茂芝,都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去世的日子,离12月13日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很近、很近。
张纯如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导言中这样表达自己的写作目的:“我写这本书的最大希望,是能激发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调研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在最后一缕从过去传来的声音,由于数量年年在减少、而永远消失之前。”
如今,登记在册仍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下了78人。
逐渐熄灭的灯箱:与时间赛跑
201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树立了一面照片墙,上面放了当时登记在册的100名幸存者的照片。
南京曾出版详尽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收录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收集的幸存者资料,共计2592名。1984年,南京市对本地尚在的大屠杀幸存者作首次统计,结果为1756名。1997年,记录在册的幸存者仅剩下1200余人。2006年,幸存者骤降至400人。2011年,已知当时健在的幸存者仅剩300多人。2015年底,幸存者为133人。2017年初,媒体报道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只剩下104人。这些年,一些原来没有登记的幸存者被找到并加入名单,但更多的幸存者离开了。
2015年,共有近40名幸存者离世,2016年共有21名幸存者离世,2018年这一数据为22名,2019年截至今日为12名。平均下来,每个月都至少有一名幸存者离开我们。
2017年11月16日,生前在纪念馆做志愿者长达14年之久的佘子清老人因病去世,幸存者人数进入两位数时代。2018年3月26日,随着顾秀兰老人、马淑勤老人相继离世,幸存者人数从“9”时代进入“8”时代。2019年12月4日,胡信佳老人去世,幸存者人数从“8”时代进入“7”时代。
别让时间带走记忆:幸存者画像
2017年12月10日,当时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00岁的 管光镜老人逝世。2019年11月15日,杨桂珍老人逝世,杨老逝世时已有102岁高龄,在20岁的花季经历了那场浩劫。
幸存者们的平均年龄,一年年增长。我们找到了78位幸存者中67位的信息。发现年龄最大的幸存者,已经97岁,而年龄最小的幸存者,也已经82岁。
留给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2016年9月,南京大学口述史协会启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证言采集项目,对幸存者进行访谈,为中国人留住记忆。
幸存者的生活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从2004年起,南京市开始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每人每年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1000元,春节发慰问金。2012年,又将每人每年一次性生活补助金上调,其中在领退休工资人员的补助金调整为1400元/年,无退休工资人员的补助金调整为2000元/年。2017年开始,每位幸存者每年还可获得2000元慰问金。
除对幸存者每年发放生活补贴和慰问金外,成立于2004年的非营利性民间团体组织“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也通过筹集的善款,为幸存者报销部分医药费。
近三年来,每到清明小长假之际,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会迎来参观的小高峰。今年清明假期期间,纪念馆举行了捐款献花活动,所得款项将用于改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生活。据馆方统计,今年清明期间观众通过二维码扫描捐款共9788笔,捐款金额达101077元。
记忆棒的传承:幸存者后代画像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又是历史的“活证”。他们的记忆,还不断在家庭中传续。今年,82位幸存者家庭的761位后代信息也被记录下来。
数据显示: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中,男性为396人、占52%,女性为365人、占48%。在幸存者后代中,36岁至60岁的中年人居多,数量为246人,年龄最大的幸存者第二代,于1940年出生,今年79岁,最小的一位为幸存者第六代,于2019年7月份出生,5个月大。
在取得学历的220名后代中,本科学历占比81%,有6位博士。从国籍来看,有8位后代是外籍人士。
761位幸存者后代中,有399位表示愿意参加幸存者后代传承记忆行动,数量超过受访者的一半。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张纯如曾经说,她之所以写《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唤醒日本的良知,接受为这场事变而应承受的责任。”
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教科书中逐渐变得暧昧和模糊。
东京书籍版的教科书是日本国内采用率最高的教科书版本,明确了南京大屠杀的“屠杀”性质,但在伤亡人数上采取了模糊的态度。由日本右翼团体所主导的“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虽然被采用的比例不高,但因日本政府对其宽容的态度导致其占比处于上升态势。
为了解日本普通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与态度,我们在日本本土最大的社交网站Mixi上输入“南京事件”,显示与之相关的内容为97条,输入“南京大虐杀”,数量为262条。
与“南京大虐杀”相关的讨论,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依然存在一定数量的激进右翼分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并且将矛头直指日本国内的左翼团体,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希望正视历史。
比如,近日一个名为“南京大屠杀论”的讨论帖中,帖主认为:南京大屠杀的30万受难者,是中国抗日思想的支柱。而“30万”是反日统一的口号。他认为:“大事な事は南京30万人大虐殺はありえないという事です。(重要的是,南京30万屠杀是不可能的)。”讨论帖下的评论也是各执一词。“没有法医的验证,没有具体数据,屠杀是支那(注:这是对中国的蔑称,原文如此)捏造的,对此严厉指责。”、“历史客观存在,众所周知,不是中国人的伪造。我对此表示抱歉。”
事实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有很多很多。上海音像资料馆经过多年努力,从世界各地采集回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像资料,主要内容有日军暴行影像、南京安全区影像、战时南京城市纪实影像及大量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资料等。这些资料一部分出自二战时期美日制作的纪录片,也有不少为民间人士拍摄的影像资料。
上海音像资料馆馆长乐建强认为,历史影像可以从“记录”和“记忆”两个维度,在历史事件的记忆建构中发挥作用。历史影像通过镜头直观地记录下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不可磨灭地证明了日军的罪恶。而历史影像所记录的内容,在历经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后,它的价值从档案资料升华为一种珍贵的社会“记忆”,能够唤起社会的共鸣,让大家铭记历史。
从2018年9月18日起,每个开馆日的清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和平大钟都会响起13声钟声,警钟长鸣,勿忘国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如今,江东门的钟声依旧。
于2004年逝世的幸存者李秀英老人那句“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安静地镌刻在纪念馆的墙壁上,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