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引进来”只是资本流动数量上的对称？其实，这事关国家的一个大战略

9月3日下午，《双向投资中的战略协同》新书发布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该书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蓓文研究员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双向投资布局的开放体制创新与内外战略协同研究”的研究成果，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学创新型学科的标志性成果。

赵蓓文介绍了新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她指出，双向投资布局是国家的大战略，标志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因此，必须从顶层设计意义上进一步推进系统研究。这一系统研究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与这一大战略布局相适应的对外经济体制创新；二是实现这一大战略中的各个分战略的相互协同。为此，《双向投资中的战略协同》一书从宏观总量、整体战略、中央地方、产业战略和国际战略等多个方面，国内战略协调、国际投资谈判、中国的对策和战略转型等多个层次，涵盖理念创新、战略思考与政策设计等多个主题，对中国推进双向投资布局的开放体制创新与内外战略协同进行研究。

当今世界，中国道路之所以备受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中国开放型发展模式即是一个例证，它正在新阶段上展开并显示中国道路的新内涵。中国开放型发展模式既不同于当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采用的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也不能用“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来概括，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总结的各种类型均不能套用在中国身上。而这一切，与双向投资是密不可分的。双向投资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资本既流出又流入的对称现象，而是中国发展到新阶段的一大特征，关系到整个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和战略布局的问题。其中，核心主题是战略与政策的协同。

同时，该书对于现实中存在一些模糊或错误认识也予以了辨析与澄清。比如，“走出去”是不是因为资本过剩？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走出去”可以通过在相关国家投资，推动这些国家的发展，实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分工，包括垂直分工、水平分工，也包括价值链分工。就此而言，产能合作绝不是过剩产能的输出，因为它不是拿过剩产品去挤占对方市场，而是帮助相关国家建立起相关产业，这是一条共赢的发展道路。这就有力驳斥了国际上一些人提出的所谓“‘一带一路’输出过剩产能论”。

再比如，有人提出，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不缺钱了，还需要引进外资吗？书中明确提出，中国依然需要注重“引进来”，特别是注重外资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积极作用，扩大服务业开放，在“引进来”上实现结构升级。

与会专家认为，《双向投资中的战略协同》一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具有一定价值。在理论上，该书将微观的国际投资理论应用到宏观国家战略分析，运用要素流动理论，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对中国推进双向投资布局的开放体制创新与内外战略协同加以研究，并在最后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就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利益分配、双向投资布局下国内体制改革与参与全球治理的协同进行分析。在实践上，该书将微观国际投资理论应用到宏观国家战略分析，对于经典的国际投资理论、要素流动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进行了拓展，将企业层面的微观投资理论与国家层面的战略联系起来，在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两大开放战略协调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与探讨中进行了应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本次新书发布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协办。来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海关、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约60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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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投资中的战略协同》简介

全书包括总论和5篇共28章内容。其中，总论部分论述了整本书的目标、意义、主要内容与观点，以及整本书的逻辑思路和框架结构。

第一篇研究双向投资布局下的内外平衡与战略协同。资本流入和流出如何在长期实现总量基本平衡，特别是在对外投资大发展、国内引进外资数量趋于下降的趋势下如何实现平衡。不论是引进外资还是对外投资，贸易战略、金融战略都与投资战略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需要以协同推进的方式实现国家整体战略。事实上对外投资也是为了提升贸易分工地位，金融改革也将有力支持对外投资。因此，三大战略的协同推进，包括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维度上的协同是国家整体战略的必然要求。

第二篇研究双向投资布局下的改革开放战略协同与政策重构。双向投资布局的科学性在于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从贸易时代进入了投资时代，投资超越贸易是全球化深化的表现，也是国家战略的依据。“一带一路”是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的重要战略，其意义广泛涉及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与参与全球治理等多个方面，是国家“由大走强”历史阶段到来后的必然要求。双向投资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对外贸易、金融改革与双向投资战略布局的协同，对外投资中国家资金与企业资本的协同，以上种种构成了双向投资布局下的改革开放战略协同与政策重构。

第三篇研究双向投资布局下国家发展战略与地方发展战略的协同。在以外资进来产品出去为基本格局的前一轮开放型发展中，地方政府积极引进外资实现本地发展同时也就实现了国家发展目标。但是，在双向投资布局下，地方单纯注重“引进来”就会与国家战略相脱节，因此需要构建一个乃至多个地方发展与国家对外发展相协同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可能因不同地区而有不同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的体制优势——各级地方政府都有强烈的发展职能，实现新的国家战略目标。

第四篇研究双向投资布局下产业发展战略的内外协同。实现产业升级是中国新一轮发展的重要目标，对外投资也绝对不限于将富余产能向外转移。过去三十年引进外资实现了国家产业升级，但一定意义上是存在型的而不是产权型的，高水平“引进来”的主要目标是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同时，走对外投资既有富裕产能国际合作问题，更有以投资获得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中国国际分工新优势的问题。因此，产业发展战略将在多重意义上与对外投资战略相联系，需要探索其中的协同机制。

第五篇研究双向投资布局下国内体制改革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协同。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其核心是投资超越贸易，与投资相关的双边协议与多边协议成为全球化的主题。同时，对于中国“由大走强”，在全球治理中要发挥积极作用，必然提出如何积极参与与有效影响全球治理体制的问题。事实证明，国内体制建设与适应和参与全球以投资为核心的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全球化投资超越贸易要求各国体制与其相适应，而中国要有效适应和主导全球化新发展也要求进行国内体制的改革。因此，建设一个以国际投资为核心的新体制成为应对全球化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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