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善锬：成就与遗憾，并存于生命的正反面

81岁的林善锬像个孩子一样唱起了歌。

 

那是1955年他创作的一首曲子，名字是《青年人勤努力实现未来》，词和旋律都记得。

 

他记得清楚，61年前的那天比赛，天气不错，在上海医学院的广场上，他拉着手风琴为全班伴奏，最后他创作的曲子得了全校第一名，并被《中国音乐》发表。

 

这个场景似乎与一位肾脏病专家的经历有些脱离——林善锬是华山医院终身教授，中国肾脏病专家，当过全国的肾脏病学会的主委、国际肾脏病医学会的常务理事，是中国最早几批留美人员之一。

 

他在国际上的名声超过在国内。曾任国际肾脏病学会（ISN）主席的Couser教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在您的领导下，ISN在近5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最刺激，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阶段……中国在全球医学健康领域的重要性正在日益体现，我们由衷地感谢您在这个时期代表中国所做的很多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但林教授并未多谈这些成就，而是聊起他所经历的医疗事故。他细致地描述那些遗憾，并坦陈一生都怀有“罪恶感”。

 

他曾对学生寄语：“生命是一个十分复杂并且不断进化、改变的过程，是一个永远不能了解的对象。”

 

而对于医生，穷其一生都是为了对生命的更进一步了解。

图片说明：上世纪60年代，林善锬协助邱传禄教授创建华山医院肾脏学组，成为中国肾脏病三大先驱单位之一。（左起第三为邱传禄教授，左起第五为林善锬教授）

 

【医生的N个兴趣爱好】

 

我一度是不想学医的，因为觉得学医太简单，不如物理学等等有挑战性。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里。父亲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念一所教会高中，毕业时是第一名，被保送哈佛大学读经济学。1937年父亲回国，一开始在清华做教授，但我们家7个孩子，做教授的收入养不起，就去做了福建省一个邮电局局长的英文秘书。国民党那时腐败，物价一日三涨，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10点半吃粥再加点山芋，下午4点半再吃一顿饭，肚子都饿着。我小时候长得很难看，营养不良，当然现在也不好看。

 

父亲从来不巴结人，所以他要我念一门不求人的学科，说就念医吧。我说我要念天文，念地质，念电机。因为我数学很好，高考数学考试1个半小时，考卷里头有好几道难题，大家都在冥思苦想，我到25分钟就交卷了，走出教室前我还轻轻哼了首歌。那时考场有别的学校的人说：“这人怎么这么狂”。

 

但我对父亲还是蛮尊重的，毕竟他人品很好，既然他坚决要我学医，我就考了上海医学院（如今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图片说明：林善锬1959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的毕业照。（前起第三排右七为林善锬）

 

上海我没有去过，那时候上海对我来说是个很奇妙的地方。我到现在还记得去上海的窘境。1953年，国民党飞机一天到晚轰炸，我要先从福州乘船到南平，再从南平乘汽车到上饶，汽车跑到南平就没油了，在路上停了两天半。到上饶买去上海的火车票时，当天没买到，又晚了一天。我口袋里的钱本来是正好可以吃到上海的，结果耽搁了几天，后来两天半就靠一块月饼度过。

 

学医前两年，我觉得医学太容易了，没劲，就是背骨头什么的。我想这些课只需要我三分之一的脑子就够了，就动脑筋，还有三分之二干点什么？

 

那时候我看上海音乐学院开了个夜校教作曲与和声。我在中学时钢琴学得很好，相当于8级水平，就去考夜校。考我的是著名音乐家丁善德老师（现已去世）。他说你什么地方学的钢琴？我说福建。又问哪个学校？我说英华学校。他说哦，难怪，福建英华钢琴是非常好的。我说要学作曲与和声，他说没有问题。

 

一个礼拜三个晚上，加礼拜天下午，一周四次课，我每次都是从上医走到漕河泾，45分钟，舍不得坐车。在那我学了两个学期，学了很多作曲相关的理论。结业时，我写了一部很简单的交响乐。

 

当时学校里的女同学根本就没有人正眼看一下我们这些土包子。那时候，学生会每个礼拜三、礼拜六晚上有唱片音乐欣赏。很多人听不懂交响乐，我说我来做解说员，比如说某些乐章，是什么背景感情下写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表现方法。我当时一口福建普通话，有位北京女孩帮我读我写的解说语。后来，她成了我太太。

图片说明：林善锬夫妇

 

除了音乐，我还学过法语。 

 

我从小念英文念得比较多，背了很多莎士比亚《威尼斯之夜》之类的这种小说。所以我进华山医院工作后，领导考虑我英文好，学法文会比较快，后来遇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法籍医生撤走，全国缺医少药，于是1972年我就跟随上海医疗队就去支援阿尔及利亚。

 

法文跟英文相近。到当地，我就下决心学法文。当地有《法兰西语言的源泉》四本书和四张唱片，我就拿来看，边听唱片。我学外文有点窍门，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看，是一段一段学。四本唱片，一个月不到就学好了，我又动脑筋，找《毛主席语录》来翻译，因为它有法文版；《红与黑》、《红楼梦》、《基督山伯爵》我都对照翻译，进步很快。

 

八个月以后，使馆就有人来跟我讲，叫我兼任法文翻译。每天早上给整个医疗队读法文报纸，每天晚上听法文广播，翻译给大家听；还要招待外宾，那时候电影《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对外宾来说很宝贝，要有人翻译，那么我也被逼上梁山，做了同声翻译。

图片说明：上世纪70年代，林善锬在阿尔及利亚医疗支援。

 

后来大家叫我别回去了，把我延长了八个月，遇上阿尔及利亚霍乱大流行。医疗队派我到靠近撒哈拉沙漠的地方，组织一个临时医院，实际是一个帐篷，前面看门诊，帐篷后面就是太平间。我跟一位法国的护士、一位助理护士一起，日日夜夜照看，救了602个霍乱，只死亡17个人。

图片说明：阿尔及利亚当地报纸报道了中国医生林善锬的故事。

 

我还比较喜欢篆刻。我父亲也喜欢篆刻，他曾留给我一盒很好的篆刻的石头，我小时候偶尔刻刻。到美国以后，夜深人静时，我就拿一块石头，刻点中国古诗。我感觉有时候是一种感情，一种想法，未必是一定要刻出什么来。其实现在一些摇滚音乐，也不一定要说什么东西，它就是表现一种情绪。

 

我一直游泳，差不多每个礼拜总要游两三次，冬天也去。我记得那时候做住院医师时，最多是和陈星荣（后曾担任华山医院副院长）一起去五官科医院那里的跳水池游。

 

冬泳对人的决心是非常大的锻炼。大冬天，早上5点半，你从床上爬起来要有很大的决心；站在游泳池边，里头都结冰了，要跳下去，也需要心理上极大的突破。

 

跳下去真的冷，难以想像的冷，在水里呆大概十几分钟皮肤就麻了。我一般是跳下去游三圈，每一圈150公尺。三圈，不能够游太久。十分钟后，整个身体都冷了，脑子什么都不想了，那时候一定要起来了，不然要出毛病的。起来后，根本就是衣服也脱不了，手不断地抖抖抖，之后马上去买姜汤喝。骑脚踏车连龙头都把不住，一歪一歪地骑回家。

 

但我还是坚持。很多事情，我是想尽可能把它做好，但我能力有限，有时候不一定做到，所以我需要这种锻炼。比如说我当肾脏病协会主委，我认为肾脏病不但是针对于肾脏病，其实很多病人是死于心脏病、糖尿病。我想去全国调查研究。这很难，各个医院都不一样，但我认为需要做，就下定决心做，想尽一切办法去做。

 

【“不要迷信谁、听从谁”】

 

有人说我是“实事求是”的人，这个评价比较中肯。

 

我是解放后最早参加国家公派留学考试的一批人。1978年那年，理工、医、农，加起来快6000个人考试，一共考五天。我在所有人里面考第16名，医科里我考第4名。医科出去12名，这12名中6名以上的，可以自己挑地区和学校，6名以下的就由教育部分配。所以有些人分配到苏联，还有一些到保加利亚。

图片说明：1978年，林善锬参加解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选拔。他考医科里第四名，申请了5所大学，全部被录取，都收到了邀请函。

 

我先去了哈佛。去了4个月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结果出来，哈佛的教授就推荐我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他们的心血管研究中心很好。

 

美国的教授对做实验要求严格，你在做正式实验之前，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

 

去旧金山后，我先要给正常老鼠做微穿，用一个很细的针头从小鼠肾小管里抽出液体，测定它的肾小球毛细血管压。正常小鼠肾小球是60mmHgC，你测定出来的压力必须在58到60mmHgC之间，假如你有时测六十几，有时候测四十几，你都不可以开始做实验，因为按这样的水平做出来的实验都靠不住的。

 

我为了把这个做好，每天下午4点钟进实验室，到早上4点半左右才回宿舍。一般美国人要能达到做实验的水平，至少要八到十个月时间，我六个礼拜就做出来了，所以我很快就进入到正式实验阶段。

 

我第一个成果就发表在美国生理杂志上，讲的是进入到肾小管内以后，钠离子、氯离子跟碳酸盐是怎样吸收的，这部分内容到现在教科书上还有。

 

当时旧金山的教授看了以后，说太好了，大使馆给你多少钱？我那个时候就390美元，但我不敢讲那么少，我说600美元。他说太少了！我现在给你1200美元，你把大使馆的钱退掉。那时候我已经拿了大使馆4个多月的钱了，我先借了后一个月的一千多块钱，把前面4个月的钱退掉了。当时有不少人拿了学校的钱，也不跟大使馆讲，我说我这个事情做不出来。

 

后来教授说你完全可以自己申请一个美国心脏学会基金，基金有18万美金，那时候算很多很多了，我就可以自己做老板了。后来我又陆续有成果出来，拿到不少基金。

 

我在国外的知名度比在国内高。第一届国际肾脏病学会，全世界投票，选出世界17个理事来，我是其中之一，这个理事可以连任三届，第三届我就变成常务理事，全世界5个人。

 

我在美国呆了8年多，后来很多人劝我不要回来，但我觉得美国也没那么不得了，我们中国发展也很快。

 

我美国的教授跟我讲，你不要相信别的学者讲的，他们顶多讲90%是对的就不错了，他教我一个办法，你听人讲课时，一个要集中注意力，第二个他讲每一段你都要自己脑子里问：“Is that true？（它是真的吗？）”假如你觉得它不是，你不要客气，你马上就起来问。我回来以后也叮嘱我的学生，不要迷信谁，听从谁。最靠得住的是自己思考、读书。

 

【一生都难以忘记的遗憾】

 

我其实也有过医疗事故。 

 

那是1970年代的一个冬天，我在急诊坐诊，外面下大雪，急急忙忙送来一位老先生，72岁了。老先生说他肚子痛，在腰那里，一个典型的肾绞痛。

 

我赶快叫他去验小便，我问他你过去有没有过腰痛，他说也有腰痛过，我想这总归是肾的问题。我就给他打解痉药，再给他验一下白血球，白血球是正常的，过一会儿他说痛好一些。

 

过了四个钟头，他说还有点痛，还没有完全好，我说你再一次小便吧，再小便还是痛。我又给他腹部拍了一张平片，膈下未见游离气体，我想应该没有穿孔。我就说，你大概就是肾结石，我再给你吊一点解痉药。

 

那时按道理我该下班了。接班的人也没太仔细，以为我看过了，尽管后来化验数据有些变化，但他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病人也没有多叫医生，其实后面他又痛起来了。

 

我心里惦记这个患者，晚上十点钟，虽不是我值班，我还是到急诊里去看了他一下，他说林医生，我现在又痛了。我又给他做检查，发现他在阑尾这个地方有很大压痛。

 

我有点犹豫了——可能不是肾的问题，赶快用了抗生素。在那两个钟头，他还是痛。我照看他到后半夜两点钟，就去睡觉了，早上五点钟我一起来，赶快又去看这个病人。

 

他已经是腹膜炎了。赶快开刀！结果开刀下来发现是一个胃后部的穿孔。因为是在胃后面，所以空气出来的不多，拍腹部平片就看不到隔下气体。穿孔的东西从小网膜囊的孔流出来，就很像肾结石，流得多了，沿着结肠沟流下去，可以到阑尾那里，就像阑尾炎的样子。我后来回想，其实念书时我也看过这种特殊的病例。

 

我感觉很有罪，第二天我就一直陪着他。这个老先生后来因为本身有肺气肿，呼吸费力导致伤口崩开。崩开以后，想了各种办法，老先生还是在七八天以后去世了。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医疗事故。家属没有告我状。因为每一步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主动跟他家属讲。我说前面我所想的，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

 

他的家属说，林医生我们一点不怪你，我知道严格讲这是个医疗差错，你没有诊断出来，但是这个诊断是很难的。我非常感谢这位家属。碰到有些家属，打我都可能的。

 

我还记得一位阿尔及利亚老人，他留一小撮山羊胡子，被送进医院时不断跟我说，医生，救救我。我还有六七头羊，救救我，我把他们全部送给你。

 

他是消化道出血。我给了医嘱：输盐水，输血。但第二天查房时，老人全身苍白透顶，已经死了——医院查找原因，才知道是当地助理护工输血时针头没有固定好，半夜里错了位，血液没有进入血管，失血过多。

 

这虽然不是我的错，但这也是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遗憾。

 

我后来常常告诉学生：同样疾病在每一个病人身上也都不一样，尽管有时仅仅一点点，不容易觉察到。因此，无论是日常医疗实践或者科学实验中，绝对正确是没有的。重要的是，在临床中认识这些微小的不同，仔细思考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在实验中验证为什么结果和初想不一样，并得出原因和教训。

 

我这辈子做了五十几年的医生，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没有收过一次病人的红包。我是很同情病人的。我曾在两年零四个月里，献了11次血，因为我是O型血。一次脊索瘤手术，我手术头一天就抽了1200毫升备用。那时候就觉得只要把病人救活，什么都是可以的。

 

【记者手记】

 

林善锬是医生中极少愿意直面医疗事故的人。他80多年的人生不缺成就。但对他来说，成就与遗憾，并存于生命的正反面。

 

林善锬对自己人生的价值始终有一些理想化的追求。照理说，他这种终身教授，可以一直看专家门诊。但他自己要求停掉。他感觉病人排很久队、花很多钱来看专家门诊，其实并不需要。“病人们基本都是这个专家那个教授都看过了，让我讲，其实我也讲不出什么更新的东西来。”他跟病人说，任何人要看他的专家门诊，就挂一个华山医院最普通的肾科医生的号，几块钱，让那位医生看完以后，如果觉得需要找他，就让患者到哈佛楼他的办公室找他，不挂号，什么钱都不要。

 

林善锬对生命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的爱好还不止作曲一种。钢琴、冬泳、篆刻、法语……他拥抱生活里任何新鲜元素：他开微博，玩微信，用APP叫外卖，到现在还每天看最新的文献，追着女儿问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他得意地说：“学生给我体检，说我全身身体都有一点毛病，但脑子没有问题，是更年轻，一点也没有退步。”对于生命，他只想继续探寻。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