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家童明：要接纳城市的“不完美”

如何让城市常葆青春？在信息时代下，城市将迎接怎样的未来？

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专家童明教授，却先从他那里听到了幼儿故事书上的一段：

传说春秋时期鲁国人鲁班，再难的建筑工程都难不倒他。一天，他外出游玩，看到一座宝塔前围了好多人，也上前看热闹。原来，因测量误差，这座塔建成后才发现是斜的。大家束手无策，鲁班却自告奋勇。20天，他带工人在里头叮叮当当敲了一个月，各计算所及处敲入大量斜面小木楔，将其稳稳扶正。

话题回到主题，城市更新。“城市更新需要把城市环境作为一种微妙的生态系统来进行对待，需要避免由于大刀阔斧对于整体平衡所带来的影响。”童明说，在那之前，首要是学会接纳城市的“不完美”。

上溯海派文化，观照拿画笔的人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上海开埠后，租界最早一批房屋，都是一二层楼的券廊式建筑，房屋简陋，一些并非建筑师的外国商人、传教士草绘图样后，由中国建筑工匠施工。随后，外籍职业建筑师开始进入上海；逐渐形成新的职业群体。晚清在上海活动的外籍职业建筑师来自英、法、德、日、西班牙、美、挪威、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总数不少于100位。

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并于1893年竣工的海关大楼是当时外滩最显眼的建筑。这是幢三层红砖西式建筑，楼内通过蒸汽管道供应暖气，窗户有两道，玻璃窗在外，内设百叶窗。中间有一座钟楼，钟楼的大钟是仿照伦敦议会大厦的大笨钟而铸，每隔15分钟就会发出悠扬的音乐声。

匈牙利建筑设计师拉斯洛·邬达克，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闹市在角落，你都可能与他相逢，如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市三女中等。它们构成了今人所津津乐道的“老上海”。从1918年到1947年，邬达克在上海接手并建成的项目超过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其中数十个项目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童明介绍，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多中国设计师拿起了描绘这座城市天际线的画笔。在中国建筑史上，出生于1899年的董大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1928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那时市中心地块皆为租界。为了与租界抗衡，政府决定将市府大楼建在郊区的江湾，以解决华界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并提出“大上海建设计划”（都市规划与建设）。在抗战前上海市政府完成的道路与公共设施，分别有原市府大楼、原五局办公楼、京沪京杭两路管理局大楼、市立图书馆、市立医院、市运动场、市博物馆、市卫生试验所、上海航空陈列馆等项目，它们都倾注了董大酉建筑师事务所的心血。尤其是市府大楼的设计，公开悬奖设计方案，最后由董大酉综合各方意见，并参考了各个获奖方案，另行设计建造。这座大楼气魄宏伟，建筑向南端矗立在一个高约一层的仿石质基座上，抬高的宫殿摆脱了古典建筑的“平矮”之感，给人以高大宏伟之感。

比董大酉大六岁的范文照在上海的设计作品有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北京大戏院（丽都大戏院）、美琪大戏院、沪光大戏院、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今上海锦江青年会宾馆）、协发公寓、集雅公寓、交通大学执信西斋等。作为第一位在上海造欧式建筑的华人，范文照对上海近代建筑中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座城市的建筑设计格局，也是城市精神的呼应与映射，激荡着时代的潮汐，”童明看来，自开埠以来，中西荟萃、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风格，是城市发展的主线，也成为影响今后城市功能变迁的发端。

城市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远20岁

“其实从城市成型开始，它就活了，新陈代谢开始，”童明说。在他看来，今天，对城市更新有着很多理解上的偏差，其根源在于近30年高速发展期中，绝大部分人看到的城市发展，就是一张白纸上画出蓝图后，建筑拔地而起。事实上，在长久的城市生命周期中，生长只是短暂的一瞬间。

其中一种误区，是对于城市的功能性衰退不能接受。如对历史街区动大手术，连根拔掉换成新的。现代城市规划经常强调的是通过大型项目或者基础设施来带动城市彻底性的更新过程，但这也相应导致原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断裂。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圣路易斯市的普鲁特·伊戈（Pruitt-Igoe）项目的失败，令人意识到城市更新应当是一种多元化、历时性的更替过程。与之对应的做法则是通过社区尺度的小型化、渐次性的修补，带来城市功能的逐步转型。即便是一个衰旧地区，只要能够较少借助外力，就能进行持续性的自我更新，就是一种良好的复兴过程。

“如果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来对待，就可以理解，它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远停留在20岁，”童明说，需要做的事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在耐心细致的合理框架中，完成消化转型与升级。

他一直以来的思考中，对城市区域规划设计，风貌整治属于“涂脂抹粉”，仅仅是最初级阶段。童明的创造生涯中，最大的遗憾，是几年前负责的四川北路项目。如何扭转这曾是上海三大商业街之一的区域衰退，他的课题组深入研究发现，这不仅仅是业态的问题，还包括支马路功能、辅助设施等多方面的支撑性不足，导致主线的活力下降。

设计师们找到的支点，是甜爱路。短短不过百余米的小马路，却因其名，有着独特吸引力。当时的改造建议策略是，讲好甜爱路的“爱情故事”，凭借其在年轻人群中的影响力，把在整体区域中所存有的丰富资源，如山阴路的历史文化、四川北路的商业要素、多伦路的旅游景点以及虹口公园的宜人环境整合到一起，再加上新近开通的轨道交通以及商业设施，形成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功能链接。“当时我们连‘甜爱’为主题的文创周边产品都已经在成型，‘甜爱路’邮戳也与邮局在酝酿联系中，”童明说，遗憾的是，2014年，这个方案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施行。

不久后，他负责的新乐路街道设计，让这份遗憾稍稍释然 。设计师们在这里凭借一个小小的“微创手术”——建造名为“衡复微空间”的小型文化中心，提升街道品质，吸引更多文化业态进驻区域，完成城市中一个细胞的自我更新。

当城市迎来“距离之凋亡”

很多人眼中，城市规划设计是“空间”的事儿，其实，他们更需要前瞻时代，在时间的维度上眺望远方。 信息技术爆炸时代，讲给城市形态带来怎样的变迁，是童明一直思考的课题。

“Death of Distance”（距离之凋亡），这是业内对于未来信息技术影响的重要定义之一。“传统小城市，所有生活生产场所，距离都很近，是典型的‘步行城市’；交通、电子新技术，带来不一样的高速城市。”童明说，随着通讯技术分发展，买东西可能无需上街，见面无需出门，学习无需成班……这些已经或即将成真的生活情境，正汇聚起来，提出城市设计形态重组的命题。其颠覆性在于，新技术消解了绵延多年的物理性链接组合方式，放在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着面前的，是从未有过的挑战。

“由于城市需运送的客流、货流产生变化，或许现在一环又一环的高架将会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景观及其他匹配未来时代的功能区域，”他尝试距离描绘十年后的可能性。始终被技术和时代鞭策着变迁起落的城市，永远在追逐完美的路上前进。

“几十年前，我的祖父学的是西学，研究领域是中国园林，他的出发点从不是狭隘的‘追赶’，而是站在人类文明的共同视角，”他说，当时本来想考数学专业的自己，虽然是“被迫”选择了建筑学专业，但如今能参与其中，作为建筑与设计领域的研究者，自己深感幸运。“人生活在社会系统中，绝大部分并没有太多机会来把握城市这个生命体的运动，而我能够看到，并在小小的范围内参与其中，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