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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球瞩目的课题，也是中国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早于全国21年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上海，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进程与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交织在一起，更是对这座特大型城市提出了挑战。
2012年起，以关注社区高龄独居老人为初衷、低龄老人关爱高龄老人为形式的“老伙伴”计划正式推出，并被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发展至今，该项目已惠及20万高龄独居老人。
这种被称作“非正式照料”的社区互助养老形式有哪些特点？志愿者、组织者如何因地制宜进行服务创新？关注大城养老，构建并传递积极老龄观念，还有哪些发展空间？
记者采访了“老伙伴”计划的基层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和相关专家，倾听他们的声音。
【“老伙伴”不是“新概念”】
这些年，邻居们早已习惯看到宋月华楼上楼下地跑，敲一敲这家的门、“张一张”那户的动静、进进出出“讲讲闲话”。
有时是听楼下老阿哥讲他女儿在加拿大的事情；有时是和楼上老阿姐讨论逢年过节要准备点什么；有时大家在电梯里碰上，直接提着手里的东西讲上两句，随后相约“这两天电话就不打了”；有时敲门没人应，就登录微信跟阿哥阿姐的子女发消息“通个气”，确保平安。
宋月华与那几户人家并非旧相识，但在过去几年里，这样的问候却是她每周的“必修课”。因为她是浦东新区金杨街道的一名“老伙伴”计划志愿者。
作为上海探索的互助养老模式中的一种，“老伙伴”计划以结对互助的方式，由低龄老人作为志愿者，为高龄独居老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瞩目和认可。
2012年，“老伙伴”计划被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当时全市即招募了2万名低龄老年志愿者为10万名高龄独居老人提供服务。到了2017年，服务范围继续拓展，形成了4万名低龄老年志愿者为20万名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互助服务的格局，各区下属的街道、居委分别结合自身情况探索并实践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老年长期照护研究所所长章晓懿看来，除了由政府、服务机构及由经过培训的专业或半专业人士提供的养老照料外，由子女、亲属、志愿者以及老年人自发组成的社区非正式照料体系的完善，对上海老年照护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当下上海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趋势愈演愈烈，独居、高龄老人规模急剧增长的情况下，来自他人、民间的社区非正式照料体系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章晓懿说。
事实上，“老伙伴”在上海不是“新概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就已经开始为社区独居、高龄老人的风险防范想法子。那时，一些街道居委把“红绿卡片”发给身体状况较差的高龄独居老人，请他们把卡片挂在自家玻璃窗前，每天为卡片翻面。前一天红色朝外，后一天绿色朝外，目的是让街道的助老志愿者不进家门便能判断独居老人的安全。后来，“邻里互助门铃”取代了“翻牌子”。老人如需帮助，只要按下家中的电铃，同楼的其他几户人家就会过来看看情况，及时提供帮助。
随着时代的发展，上海人的养老观念也在变迁。大家逐渐意识到，除了风险防范和应急救助，高龄独居老人对精神慰藉和邻里社交的需求同样值得被关注。与此同时，不管是高龄老人还是低龄老人甚至是“未来的老人”，“如何正确认知变老这件事，并且过好自己的晚年”，始终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伙伴”计划是一个起点。
【架构体系让志愿者“大展身手”】
怎样度过平常的一天，是去小区里的活动室转转，还是在家“闷着”看电视、看报纸？每天和谁交流比较多，和子女、小辈多久通个电话，会不会到邻居家里串串门？头疼脑热不舒服了，电话打给谁，通常由谁来搭把手？
当姜月把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地抛向老人时，对面常常会叹一口气，然后沉默。
在2012年“老伙伴”计划正式铺开之前，姜月作为上海浦东新区乐耆社工服务社的负责人，就已带队前往金杨街道进行入户调研。带着调查问卷，社工们敲开了一户户高龄独居老人的家门，仔细询问老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需求。
交谈之后，姜月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的老人‘太懂事’了”。她说，尽管此前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对居家养老的“空巢”老人权益及生活问题给予了关注，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但老人们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子女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忙工作，陪伴往往难以保证。有的老人还会宽慰子女说“你忙你的，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调研发现，在金杨街道，与高龄独居老人日常交流最多的还是邻居，亲戚朋友之间偶尔会通个电话，子女住得远或是身在外地甚至国外的状况相当普遍。另外，还有一批因身体原因出门不便的“隐蔽长者”，更是逐渐陷入了封闭的生活环境。这对自身的康复和社会能力的维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谁来陪伴这些老人，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棘手问题。
过去，虽然街道老龄干部尽心尽力想为老人们多做一些事，但由于人手不够和庞杂事务的限制，无法充分实施；另一方面，虽然各个社区本身就有老年协会，也就是老年志愿者团队，但毕竟缺乏一些专业知识和组织技能，往往是热情很足，但不知如何“大展身手”。
“这让我们思考，如何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自助、助人理念，组织志愿者，链接社区资源，让老人们自主自发地在社区中形成一个有规律的生活模式。”姜月说，“现在，社工会定期与街道老龄干部和志愿者进行沟通，通过社区‘老伙伴’服务体系的架构，致力于将更多有需要的老人纳入这个大家庭中。”
伴随着“老伙伴”计划在金杨街道“生根发芽”，如今，这个拥有3.2万60岁以上老人、80岁及以上老年人5583人、老年人口占社区总人口数的25.2%的“银发”街道，到处都能见到志愿者和社工的身影。街道下属的48个居委现均有定期组织的“老伙伴”活动。宋月华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是当仁不让的“主力队员”，而社工力量作为“坚强后盾”，也在持续为这个体系的运作出谋划策。
章晓懿告诉记者，上海“老伙伴”计划的特点之一是积极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优势，与政府推动形成工作合力。“社会服务的发展要求区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边界，按老的思路全部由政府包办是不行的。在欧美国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养老服务非常普遍，它们的供给能力和生产服务能力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保障。”
（社工深入各个居委，每周与街道干部、志愿者一起为“老伙伴”计划的开展出谋划策）
【要奉献也要明确服务界限】
“志愿者是干什么的，能为我做些什么？接下来去医院看病、配药，是不是都可以陪我了？”这是一位接受服务的老人见到志愿者上门的第一反应。
作为社区“老伙伴”志愿者的资深骨干，常有“新人”会向宋月华取经，在她的印象中，志愿者遇到的类似尴尬并非个案。有些老人长期患有慢性病，时不时要去社区医院挂号、配药，但无奈子女住得远，根本顾不上。一看到志愿者来了，老人马上就觉得“接下来有人陪了”。
“这让我们志愿者感到比较为难。虽然大家都退休了，但自家总也有这样那样的事，况且还有其他结对老人要看望，寻医问诊全陪同根本不现实呀。”宋月华说。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志愿者连续服务了5年，依然干劲十足；有的志愿者上来就被“泼了冷水”，萌生退意。这样强烈的反差引起了社工们的关注。
长期驻扎在金杨街道的“80后”社工朱瑜婷告诉记者，类似的问题和困惑其实就发生在日常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它们应该被拿到“台面上”讨论，不应被忽略。
据朱瑜婷回忆，有志愿者在最初几次服务之后就反映“有的老人比较难接触”。有时，志愿者满腔热情上门看望或是邀请老人到活动室参加活动，老人的反应却不如意料中的配合，甚至有些冷淡，让志愿者感到了挫败。
“这时，我们会带着志愿者反过来推，这是为什么呢？”朱瑜婷解释说，其实，很多老人缺乏安全感，他们担心这种公益服务不长久，志愿者来了又走、每年换人、换项目，所以不想投入情感。也有老人觉得，“你们是为了工作才来关心我”，所以会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不过，接触时间长了就会明白，老人们拒绝关爱的“冷淡”背后恰恰是因为需要。
“和志愿者解释之后，他们也表示理解，并且能够自己调整好心态。”朱瑜婷说，实际上在不同的社区开展“老伙伴”计划，与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老人打交道是一桩一刻不能松懈的事情。未雨绸缪，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让“老伙伴”计划可持续发展。
遇冷，要调整心态、继续给予温暖。那么，遇到热情呢？
实际上，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变得像亲人一样的情况也不少见。有的志愿者就收到过老人的“爱心礼物”———一串亲手穿起的核桃手串。它虽然不贵重，却承载着满满的心意。可是，个别“礼物”却让人接受起来有些为难，比如自家的房门钥匙。
朱瑜婷坦言：“志愿者告诉我们老人给了房门钥匙的时候，其实是想表达老人对自己的信任，但站在社工的角度，我们反而要更加清醒，想办法在不伤害老人们情感的基础上保护他们的安全。”
为此，乐耆社工服务社从前两年开始强化志愿者服务原则，制作专门的《志愿者上门服务白皮书》，并通过演示视频让新加入的低龄老人“找碴儿”，辨别合理的服务内容和方式。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陈岩燕强调了“老伙伴”志愿者的心理培训和压力疏导环节的必要性。她说：“要把好事做好，不仅仅需要志愿者付出爱心进行奉献，同样需要保护好他们的身心健康，明确志愿服务的边界。”
据她介绍，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针对老年志愿者开展的心理培训项目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先是对老年志愿者进行系统、持续的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通常一套课程历时4个月左右，随后再让这些老年志愿者去关爱社区中有需要的高龄独居老人。
“通过‘老伙伴’计划的关爱，若能及时识别在生理、心理上存在较高风险的老人，尽早转介专业介入，还能够避免更严重的后果，并节约大量公共资源。”陈岩燕补充说，“结对关爱过程中，志愿者如果能够识别有早期认知症症状的老人，或中重度抑郁倾向的老人，或是协助关爱对象进行慢性病管理，如监测血压、糖尿病的自我管理等，这将提升关爱的品质，也能够促进两代老年人的共同福祉。”
【让更多老人走出家门接触阳光】
一年多之前，当冯老伯推开小区活动室的大门，向大家宣布加入“夕阳乐园”时，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老邻居们纷纷上前表示欢迎，说“终于盼来了该来的人”。
原来，冯老伯退休后就是金杨街道社区志愿者的一员，3年前因妻子突然离世后，他的精神受到重挫，一直郁郁寡欢。
如何帮助这样的老人尽快走出来？社工和志愿者们想到了“夕阳乐园”。
这两年，随着“老伙伴”计划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地方除了将志愿者送进高龄独居老人家中，也开始着力探索将行动方便的老人们请出家门，到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晒晒太阳、看看表演，感受集体的温暖。这种固定的活动形式即被称为“夕阳乐园”。它以社区资源为依托，请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和他们所结对的老人“组队”进行集体活动。合唱、戏曲、舞蹈、时装表演、猜谜语、做香袋⋯⋯只要有条件，志愿者们都会把这些活动带进老人们的生活。
在女儿的鼓励下，冯老伯来到了“夕阳乐园”，并主动提出参加活动。一周周过去，大家惊喜地看到老冯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好，逐渐走出了阴霾。现在，若是走进老年活动室，说不定还能听到冯老伯“反客为主”，给老伙伴们慷慨激昂地讲课。
“夕阳乐园”所发挥的治愈效果让志愿者们感到十分欣慰。宋月华说，每周演出9点钟正式开始，老人们常常8点半就到了活动室，一边聊天一边等候。“因为固定是周一活动，我们就叫它‘相约星期一’。尽管每次只有短短1小时，但老人们能念叨好几天。”看见老人们的反馈，宋月华和同伴们更有“干劲”了，纷纷动用自己在老年协会艺术团的资源，策划更多丰富的活动。
姜月认为，“老伙伴”计划发展到当下，正面临着活动形式趋向单一、关爱陷入程式化的难题。“夕阳乐园”的出现有助于丰富关爱形式，还能帮助解决志愿者临时有事、无人提供支持的窘境。
“我们还希望消除一部分人的偏见，不要认为养老问题就是‘苦哈哈’的，一提到变老这件事情就皱眉头。”姜月说，“老人的形象也可以是阳光、积极、向上、热爱学习的。我们在社区通过‘老伙伴’活动鼓励老人们增强自主性，激发他们的活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
章晓懿对此表示认同。她说，当下上海正全面建设老年友好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这类服务模式的创新以及对积极老龄观念的倡导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启迪每一个终将老去的人。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以尊重老年人的人权为前提，以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为原则，努力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回归社会，全方位参与所在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充分发挥其技能、经验和智慧。
根据预测，到今年底，本市户籍老年人口将突破500万，相当于北欧国家芬兰的人口总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积极老龄化”对于上海城市化发展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社会结构调整等重大问题的意义不言而喻。
（“夕阳乐园”每周演出9点钟正式开始，老人们常常8点半就到了活动室，一边聊天一边等候）
【不忘初心，加强顶层设计】
加入时还是“小老人”，服务了几年之后，自己都到了“老老人”的年纪。怎么办？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曾经的低龄老人现已步入了高龄的行列。为了老人的安全，如何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让这些富有爱心的志愿者们“光荣退休”甚至转换角色接受服务，成了社工们考虑的问题之一。
与此同时，“新鲜血液”的招募也让街道和社工感到为难。以往招募志愿者时，都是借助居委和老年协会对社区的熟悉，向那些乐于奉献、符合条件的退休低龄老人抛出“橄榄枝”。但是，人口结构、社区结构的变化，以及新一批低龄老人更为丰富的生活选择，都给招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陈岩燕认为，要突破上述问题，志愿者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很关键，“老伙伴”计划应该更多地面向公众进行推广。
其中，面向老年人的推广可以依托居委、街道的力量进行宣传，在社区内形成良好的氛围，鼓励那些身体较硬朗、热心社区事务的老人加入。
“而在面对中年人和年轻人时，也许可以让他们想想自己家中的老人的未来，激发同理心。”陈岩燕表示，应该让大家意识到当自己的父母、亲戚成为高龄独居老人时，社区非正式照料的必要性，进而形成隔代人对“老伙伴”计划的支持和认同。
制度供给也是专家学者普遍提到的问题。对此，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陈跃斌表示，上海始终积极贯彻国家要求，着力加强养老服务顶层设计，完善激励机制。
据了解，今年，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办下拨“老伙伴”计划项目经费3600万元，作为各区志愿者服务高龄老人的补贴。同时，鼓励各区中标的社会组织探索创新服务方式，与社区睦邻点工作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服务。此外，借助科技手段，利用信息化方式，通过上海志愿者网或社区志愿者服务网上的志愿服务记录系统，对志愿者、服务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服务信息，按照要求定期录入数据并及时更新，实现信息化管理。
“‘老伙伴’计划的初心，是由对高龄独居老人风险的防范、关爱老人并提供精神慰藉，以及构建市民积极老龄观念这三方面组成。在继续推进‘老伙伴’计划的当下和未来，都不应该背离这个初心。”陈跃斌说。
直面老龄社会挑战，积极回应问题，努力创新实践。在上海幸福地安度晚年，是社会各界的期待。
我也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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