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江湖习气之人，信的是厚黑学，行的是潜规则，黑白两道，目无法纪。为了攫取私利，他们可以抢夺民财，杀人放火。”3月2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以如此语言，对一些党员干部的江湖习气，再一次进行批判。

之所以说再一次，是因为“江湖习气”是近几年与反腐紧密相连的一大高频词。山东在2015年第三轮专项巡视时发现，个别地方个别党员干部私下“拜把子”。这一现象，与共产党员身份、与党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必须杜绝。

今年将江湖习气作为关键词引爆网络的，还属1月被爆出的福建龙岩连城“贪官七兄弟”——主角林负功在担任县公安局政委期间，与连城县政协主席林家龙及个别县领导、科级干部结拜为“七兄弟”，被坊间戏称为“葫芦娃组合”。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有江湖的地方为何不能有党员干部？我们在谈反对江湖习气的时候，到底在反对什么？

纵观我党的发展历史，历来都是反对江湖习气的，只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江湖习气有着不同的定义。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开启了对“江湖习气”的整治。标志事件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作出关于“流氓问题”的决议案，列举了九种流氓的恶劣特性，包括“反组织的（反纪律的、 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着）”、“雇佣性重”、“破坏性重”、“阶级意识模糊”、“反群众”、“反社会主义”、 “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

此后，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加强了革命队伍的理念和纪律，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江湖习气”没有成为党的“心腹大患”。但情况再一次变化的时间刻度，定在2003年的7月。

当时，《求是》杂志刊发了署名姚眉平的文章《党内切忌江湖气》——“当前，在一些党政部门，弥漫着一种不良习气——江湖气。比如，党内不称同志，却称兄道弟；上级不叫领导，叫老板，岁数大点……拿烟酒联络感情，用哥们义气取信于人。更严重的是……直接把江湖手法搬到党内和单位，以“寨主”自居，金兰结义，缔结同盟。在他们那里，义气等于原则，感情就是政策，健康的同志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或相互利用关系。”

当时的社会背景，便是经过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后，原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开始注重经济收益，社会上对于下海赚钱的企业主的羡慕程度，超越了过去只讲奉献的“雷锋”，与此同时，崇尚江湖习气的古惑仔文化也被社会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尊称发生了变化，相比于同志，人们更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老板。、

《求是》文章对称呼庸俗化的批判，一直延续到十八大之后。2014年5月，广东省纪委发出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同事不得互称“兄弟”，上下级不得称“老大”，也是停留在称呼的层面。

但随着反腐的深入，塌方式的腐败和窝案出现，诸如“西山会”、“石油帮”、以及像一些地方一把手用权与利构建的政商江湖，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才发现，江湖习气对党员干部的污染，已经从简单的称呼，演变为贪腐联盟，进，可分食公共利益，好处均沾；退，可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当公权吸纳了这种江湖习气，往往正常的干部任用机制遭到破坏，公共事物成了个人随意插手的私物，以破坏法治和规则的方式，罔顾党政形象，直接操纵着公权的寻租与牟利，直接操纵着社会资源的无序分配。

人们回过头来发现，所谓的江湖习气，并不是停留在庸俗化的称呼层面，背后所折射的也不仅仅是党风政风的问题，更多的是某种政治生态的扭曲。

一方面，表现在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作风，领导干部潜意识存在着尊卑意识和等级观念，损害同志之间平等关系，摒弃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基于江湖习气所缔结的贪腐联盟，是反腐的一大硬骨头——“山头主义”。

这些问题根源在于对权力监督制约体系的不完善，一则对一把手的制约不到位，二则缺乏人事权制约监督机制。所以，当权力尤其是人事权过于集中在某些领导干部手中的时候，谁有权提拔任用干部，自然会有人主动靠上来，从而滋生山头主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前的反腐，只是发现江湖习气的一种途径；当前的党纪法规，只是预防和惩治江湖习气的一种手段。而真正要摒弃江湖习气的最佳途径，便是限权与监督，所谓限权，便是履行党内民主决策，防止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产生“一言堂”，避免权力过于集中，要从岗位需要出发，做到选拔最合适的人才到最合适的岗位。

所谓监督，不仅仅是加强纪检巡视等内部监督，更应当将监督外化，用社会公众的外部力量，“防病于未发，治病于初萌”。总之，只有控制了处于腐败窝案核心支配地位的权力，控制了江湖习气的中枢，将其腐败的欲望交由社会来控制，那么整个权力便再难形成小团体的腐败窝了，官场的江湖也就没了气候。换言之，只有权力场的生态得以优化，官场称呼学才能展示更开放、自然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