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开埠后的上海，曾以其先进与理性的社会风貌，而为国人称道；去一趟上海，在大部分地方的市民来看，可以看作一次“小出洋”——犹如去了趟发达的西洋国家。同时，洋风洋俗之下的近代上海，仍然保留着明清江南的本土特色；那些民间上海常见的记录，多保存在近代地方志书，及《沪游杂记》（葛元煦）、《淞滨琐话》（王韬）之类的笔记小说。此类记载的共同点，皆以国人本土的视角记录上海，长于记事详实，但免不了视角单一，笔法雷同。

与此同时，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大量外国人涌入上海租界甚至是周边的乡村，他们纷纷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成册，印刷流布，并在东西洋外，产生过不小影响。这类记载中体现的异域视角与好奇心，反而是我们本土记载所少见的。甚至，他们笔下那些或忠实或曲解的记载，今天读来竟有种匪夷所思的趣味。这里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一本书《环沪漫记》。

闵行夏天没蚊子

晚清时传闻，闵行到夏天就没有蚊子，因为都是文昌帝君赶跑的。此说若出自本土笔记小说，我们都会觉得那不过是出自某拙劣的文人之手；但若是一位英国来华的消防员郑重所记，氏著还在本国出版，那效果可能就正好相反，今天的读者反而会更期待他书里的其他内容。

这个有趣的“闵行没蚊子”的记载，出自一本西方人所作的小书《Rambles round Shanghai》（译作《环沪漫记》）中的《Chinese Solomon》（译为“中国神探”）。《环沪漫记》收入新近出版的上海通志馆主编《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三联书店，2018）。顷读此书，立刻为其中诸多光怪陆离的内容所吸引，读完后仍意犹未尽；书中记录的不少上海民间传统与传说，今天久已难觅其踪影幸赖此书保存。小书出版于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作者是英国人葛骆（William R. Kahler），作者生平材料很有限，只知道他早在咸丰年间（1859年）就来到中国，之前从事过海关工作，不过这本书出版的前后，他担任的是虹口第二救火车队的领班救火员——这里也就是现在武进路上的虹口消防中队。很难想象，这么一位彪悍的消防员，同时又是包括《环沪漫记》在内多部上海西文掌故的作者。

当然，更神奇的是，《环沪漫记》不仅有蜻蜓点水般的“漫记”，更多的是作者的亲历亲访与扎实的调查研究；其对上海及江南的地方民俗文化的兴趣与投入度，超过我们的想象。此外，文中还附上了自己游历时拍摄的神祇、祠宇的照片，并配以西方人易懂的解释说明；比如他曾拍到过被塑成小脚的观音菩萨像（《中国集市》篇），并对其进行了民俗人类学的解释。这大约是上海相当早的人类学研究的尝试了；较徐家汇禄是遒(Dore, Henry)神父的名著《中国民间崇拜》（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系列，还早了二十多年。所以在趣味之余，《环沪漫记》的史料与研究价值，同样也不容低估。

谁搭上了出巡神船

明清国家祭祀，各级州府县城隍庙里都供奉着城隍老爷。传说江南的城隍老爷们，会时不时坐着神船，出巡人间，这些传说大约也与江南多水、出行靠船有关。所以南方各地城隍庙里，都会在寺庙大殿的天花板上，挂一艘出巡神船，有时也会放在高凳子上。人们祭拜这只神船，为的是祈求出行平安。上海县城隍庙里就有，还是两艘，其中一艘是专为女性使用。（《出巡神船的传说》）

而这位西洋作者竟然听说，上海县城隍庙里的神船，真的曾经“出巡”过！曾经有位上海的妇人重病，写信给远在扬州的儿子让他速回沪。儿子非常孝顺，恨不得立刻回到母亲身边，但他在运河边叫不到船，他只能沿着运河走着前行，天色渐暗，才遇到一位船主，愿意搭载他南下，唯一的条件是：不能进船舱，只能在船尾，也不能睁眼。年轻人一一照办，一觉醒来船就到了上海。船家讨船钱时，年轻人表示自己钱袋丢了，便留了把伞作抵押。父母都惊疑儿子为什么归途这么快，最后明白是有神明护佑，便让儿子去城隍庙酬神还愿，最终发现，他的伞正悬在天花板的出巡神船上。

整理者注意到，这则情节曲折精巧的神船故事，与乔家栅创始人中举、神船送其还乡的故事相近，但相比而言，葛骆记载的这个故事在冲突上更为紧凑，扣人心弦，堪为上海宗教文学中之翘楚。严格意义上，上海城隍庙中有两位城隍老爷，一位是西汉权臣霍光，另一位是元末上海人秦裕伯。仅据这则故事判断，这位出巡的老爷很可能是秦公，因为这位显佑公祖上就是扬州人，这趟传说中的远行也是熟路。

水车的传说

作者葛骆因长期供职在虹口消防车队，想必对虹口应相当熟悉，尽管书中提到虹口的此书并不很多，但有一则颇为有趣。作者在《水车的传说》一节中写道，有户虹口的财主姓朱，朱家的一位长工在田里用水车浇灌水田，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表示愿意帮忙，让长工可以洗个澡休息下，结果长工还没洗就看到十几亩田已经被陌生人浇灌好了，长工判断陌生人可能是个落水鬼，自己被盯上了，就借故脱身，让落水鬼跟他一起扛着水车收工回家，到了门口，长工又借故让落水鬼一个人扛着水车，在门外等自己。捱了一晚后，这个落水鬼变成了一块棺材板。朱家老爷觉得这块板会让自己走运，但要让这种运气持久，就得把他放在污秽之地，最后，他把这块棺材板放到了猪圈，结果他们家的猪仔各个又肥又壮。朱老爷因此发了财，又雇了新长工，然而这位新人不明就里，把猪圈里的棺材板拿出来洗干净，结果里面的鬼魂逃脱，木板没有灵气，朱家的小猪也没什么两样了。据作者说，他还在松江见过这样的木板。

因为上海水网密集的关系，葛骆笔下的好多故事，都与水中神明有关（如书中《渔梁的传说》，母题即出自民间故事“渔夫与水鬼”）。这则“水车”的故事，发生的地方在“上海的郊区虹口”老靶子路附近的土地。这条曾属郊区的“老靶子路”，即今天虹口区武进路，原为租界工部局所设靶场南面小河填埋而成，1870年时为对抗南下太平天国，租界工部局在当时美租界外的虹口港一带购买了一块土地，作为军事训练射击的靶场，1896年靶场迁走，靶子路改称老靶子路，以区别新的靶子路（后更名为北四川路，即武进路以北的四川北路）。作者供职的虹口消防车队，就在老靶子路的东头。想来作者写作的二十世纪初，日后繁华的虹口中心区，还有大片农田，租界城市区域仅集中在黄浦江苏州河港口附近。

针灸确实有一定效果

如果记载无误的话，作为消防员的葛骆，同时扮演着游历者的角色。作为游历者的他，像位人类学家一样，坐船游走在上海及周边，接触各种各样的来人。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常常从虹口南边苏州河岸边的“公济医院”（这里解放后长期作为第一人民医院原址，今拆除新建上海北外滩苏宁广场）的码头出发。有时从这里东进黄浦江，再从大小河港向东向南，去到川沙、奉贤、金山；时而沿苏州河西向，游离嘉定、青浦、昆山、苏州甚至杭州，沿途风景、地标一一记录，今天看来是还原晚清江南水道重要的实测史料。

可惜是因为江南水网太过复杂，吴语发音也增添了辨识的困难，葛骆留下的一些记载，总让人有些怀疑其中的准确度。在《西太湖》一节中，他记录了自己从青浦朱家角一路东还的行程，其中途径泗泾，配了一张河景的照片，标识为“泗泾附近的安亭”，这让熟悉上海史地的读者读来颇具莫名，今天两处分隔甚远的古镇，怎么会被联系到了一起，或者此处“安亭”另有他意？俟上海地方史专家解答。

在葛骆游历的过程中，时常遇到本地人“看西洋景”般的指指点点。比如他来到拓林的时候，有小孩冲他们说英语骂人的话；还有一个广东女人，指着他们的船叫“红毛船”，也被他解读为是某种诋毁，因为他联想“毛”的意思，是“下等动物的毛发”。

不过这位不甚计较的中国通，对中国的地方文化，似乎颇有些了解之同情。他提到，当时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医生和中医普遍没太多信心，但他始终认为：“有些中国郎中却拥有相当神奇的医术。”他亲眼见到的一位瘫痪而卧床不起的病人，一开始延请西医治疗无效，后来改用中医用针灸，最后竟然治好了他的病，让作者不得不承认“针灸确实有一定效果”。

还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在刮自己背，刮出一道道雪痕，为的是把身体中的恶气驱逐出去。他所见的就是民间非常普遍的“刮痧”疗法。记得2001年有部叫《刮痧》的电影中，也讨论过因“刮痧”而起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而早在百年前的葛骆就已下结论，“这种治疗方式也许有点夸张，可是既然中国如此通行，我们就不该怀疑它的有效性”，这种态度即便放到今天，也有其可取之处。（《拓林》）

“民间巫术”的理性观察者

当然，葛骆对中医的肯定，未必是医术上的认可，更多的是看到了中医的灵验，从这点上看出，他不失为一位实用主义者。而最吸引他的中国式“灵验”体验，则是本土特有的信仰传统。他记载最为神奇的体验，是一次到浦东拜见一位著名的女灵媒。本来，他是抱着“看她有多少能耐”的心理去的，结果马上被这位浦东女灵媒折服。这位女灵媒的经历颇为曲折，之前孩子夭折，然后自己重病；通过城隍面和杨老爷庙祈求，得知她的病只有在嘉兴外的一座上天王庙的神明，才可以救她。“上天王”据说是一位“郎中”所化的神明。但他记载的时代有些问题，葛骆听说“上天王”是商周时人，那一定是本地流传的不靠谱的传说。这位妇人不仅照做，还得到神明的垂青，不仅疾病痊愈，神明还让她去帮助别人，自此成为一位灵媒。葛骆到她家时，她已开始神游，求助者是为他家的小孩生病而来。灵媒最终盛起一些香灰用红纸包好，告诉男孩家人煎水服下，便会药到病除，随后擦了擦眼睛，从神游中醒过来，恢复正常。

接下来轮到葛骆。灵媒问他想知道什么，葛骆说想知道右臂膀为什么很痛，不能自由活动。灵媒一开始只是提议去做次按摩，葛骆觉得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合理，但没有什么神秘的。然后灵媒开始做法，葛骆详细地记下经过，有拈香设案等多步工序，其中第一次神明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后，灵媒还休息了一下，重新开始。经过一次“决筮”抽签，她继续开始，终于做法成功，不久便清楚地将神仙告诉她的话，咿咿呀呀地唱了出来。葛骆分辨出，那是说他的肩伤问题，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受到过一次“超自然的风的攻击”，他继续问是什么时候的事，灵媒表示无法准确说出发生的时间，因为国外没有灶神爷，每年腊月底上天汇报家务，但事故发生在两年内的判断，是神明告诉她的。葛骆自己写道，他曾在两年前因为台风的袭击右肩脱臼错位，还有点轻微的骨折，但这件事灵媒一定事先不知道，顿时被灵媒折服。之后，灵媒又开了些常用药：香炉灰塗于伤处，又用平常的声音说了一段话，神明不让她收葛骆的钱，但如果葛骆痊愈了，要去给上天王庙供一盏灯，说完就醒过来。（《灵媒》）

这段奇妙的经历后面，葛骆写到：很明显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了解的很少，灵媒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当然可以对此嗤之以鼻，但毕竟其中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可见，这位冷静又不失眼光的西洋人，绝不是一位简单的游历者，而有一点严肃理性的现代学者之风。

作为对中国文化持公允态度的一位普通西洋人，葛骆与他的上海民俗调查，只是浩瀚的西洋上海文献中的冰山一角。尤其在学界纷纷关注“在西方发现中国”的今天，之前并不为人所重视的西文上海文献，还会有更多有趣的西方书写，等待学者们继续的挖掘；近代上海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也应当有更为多元的记载；唯有中西文献充分的互证，才能重现旧时上海的传统与荣光。今天，有关上海外文文献的译介，同样是一次文献的全新文献的发掘与刊布，也将会是上海研究升级换代的一次重要契机。希望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外国视角下的上海文化与民俗作品得到译介，真正做到“双重证据法”的中西文献的互证，全新的上海研究必将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